2013年中美双向贸易额达到了5620亿美元，经过30多年发展，两国贸易关系已密不可分，但同时两国近年来因贸易往来产生的歧见，从未间段。美国不少贸易专家经常将中美贸易纠纷和美国-墨西哥以及美国-欧盟过往的贸易摩擦做比较——他们普遍认为这些摩擦最终将趋于以理性方式解决，引起更少的眼球，就如美国和欧盟现在的关系一样。
2014年末，中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系列会议的主办国设立了众多议程，两国在贸易议题的博弈更为明显。2009年美国宣布加入2002 年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组成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并积极推动TPP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贸易协定安排，包括日本、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家后续加入了谈判。2014年，身为APEC主席国，中国也表明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 (FTAAP) 的强烈意愿。
对于中美在亚太的贸易竞争、合作和不断出现的纠纷，2013年6月接任美国贸易代表一职的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接受《财经》记者专访，他对中美贸易和区域自由化的进程感到乐观。
《财经》：中美经济在当下的一个重要议程是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你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如果《信息技术产品协议》谈判不顺利，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将可能受到影响。你能否谈一下美国在谈判这些贸易议题过程中的主要思路，以及这几项议题的进程如何互相影响？
弗罗曼：我们（2014年以来）针对《信息技术产品协议》（以下简称ITA）， 和其他经济贸易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从我的角度看来，ITA谈判的积极进展对其他进行中的谈判会有正面的边际效应，因为这可以展示中国具备确实推进经贸谈判进程的实力。不管在开放市场或同意建立新规则上，这都会是正面的指标。
（在目前进程上）我们进行了十分具有建设性的讨论，特别在应该包括的商品方面，希望达到其他ITA成员的期待（记者注：在WTO架构下，29个会员方于1996年的部长级会议达成了《信息技术协议》，至今参与方达到了70个。2012年6月，6个会员方开始推动ITA的更新和产品名单的扩展，将更多过去16年来新增的电子产品包括在其中, 其他成员国如欧盟后来陆续加入。自谈判开启以来，谈判代表寻求扩大免税电子产品名单，希望增加约250项产品。不过，谈判并不顺利，谈判结束的时间表不断延后）。
中美双方还未达成任何协定，但我们正研究如何让双方的合作更进一步，我们希望不断探索，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ITA 源自APEC，领导人会议多年以来，包括去年都呼吁成员达成一个成功的共识。（2014年）能达成共识将展现中国在APEC的领导力。
《财经》：这个谈判已进行多年，各方无法突破的原因为何？
弗罗曼：我们希望包括一些产品，促成一个雄心勃勃的ITA。我研究了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和其他三中全会文件，这些讲话强调了开放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让市场力量扮演更重要角色、发展国内需求和消费，并导向服务业，ITA可以协助达到这个目标。例如在医疗产品上，中国已将发展健康护理列为优先政策，而ITA可以协助降低世界最好的医疗仪器的价格，帮助政府达到更好地照顾中国病人的目的。
类似的利好还包括帮助中国生产一些零部件，例如在中国生产电池，如此也能促进中国发展高科技经济。降低这些产品的成本，也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好处。
如果你拿16年前ITA刚签订时的数据来看，当时中国生产（全球ITA下）2%的商品，现在的比例达到27%；当时出口数额为110亿美元，现在是5000亿美元，中国多年来一直是ITA 的获利者。 所以，现在更没有理由认为ITA的扩大不会（为中国）带来好处。
我们和中方针对中国开放市场和该政策能提高中国竞争力进行了有趣的讨论，我们认为来自全球的竞争压力可让中国本地的企业更具竞争力。
《财经》：今年初，美国司法部对5名解放军军官提起诉讼，控告他们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中国政府对此严正抗议。中美之间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分歧白热化，你担心这会对中美贸易带来伤害吗？
弗罗曼：我不谈具体案件，那是司法部门的责任范围。我认为商业秘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网络安全是严重的问题。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已经针对此议题进行了讨论，两国政府也在持续交换意见。对美国来说，我们认为窃取商业机密，如窃取知识产权会伤害大家对贸易体系的信心。
我们和中方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讨论了这个议题，我们希望能和中国政府在打击窃取商业机密的执法上更进一步。我们的同事也希望针对网络安全能有更多合作。
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角度来说， 我们一直致力于可以使用执法工具打击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以保护知识产权。
《财经》：多年来，欧洲国家和美国都不断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对你而言，美国在这些议题上的谈判筹码是什么？
弗罗曼：我们讨论的这些议题，例如开放中国经济、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一个更安全的网络环境，最终都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我们现在和中国不断讨论的是如何达到双赢的目标。
现在很多中国创业者开发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确实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上进行了改善。当然，要做的事还很多，例如开放市场的议题。
从习近平在三中全会的讲话能看出来，他对改革提出的方案：开放中国市场、让市场力量扮演更重要角色、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更强有力的服务业，这些都是中国领导认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也都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为了全球经济的利益，我们非常期待能和中国一起达成这些目标。
《财经》：尽管中方设定了这些目标，但是执法和开放的进程都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上，美国如何克服被动的问题？
弗罗曼：就是因为如此，我认为像SED、中美商贸联委会 （JCCT）这样的机制，还有两国一起加入的组织如WTO 、APEC 和G20 ，对大家进行如何一起合作的对话非常有帮助——借不断地进行对话，维持全球经济的强劲发展。
《财经》：美国近年来积极推动TPP的签订，北京则希望推动亚太自贸区。2015年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各自的进展，你认为届时区域贸易协定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这些协定能够互相包容吗？
弗罗曼：在2006年时 APEC领导人会议宣布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2010年他们意识到已有多方机制致力于达成这样的目标，例如TPP、“东盟ASEAN+3”等贸易安排最终都能达到区域贸易更加自由化的目标。
我不认为这些是互相排斥的，我认为这些努力可以帮助各国降低贸易壁垒、加强贸易秩序、 强调规范的贸易体系，都会对区域贸易形成正面的推进。
美国偏好TPP，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更完整、更高标准、更具野心的协定。TPP设定了较高的标准，而非仅仅降低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我们希望能处理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电子商务、开放且自由的网络，以及国有企业给私有企业带来影响等议题。我们相信TPP将能为亚太地区带来非常高的标准。
《财经》：中美贸易交流多年，美国政治人物不时有意无意批评中国是搭顺风车。美国要怎样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
弗罗曼：在过去70年，美国在支持全球贸易体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开放美国本土市场，从全世界进口产品；支持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的国家，重新建立起来；让发展中国家得以成长为新兴国家。
现在世界上已出现其他重要的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南非、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等。全球的贸易体系带来了机会，但也需要大家遵守规则。要想维持这个系统，需要大家一起维护并发展它。这应该是一个以共同利益和规则为基础的系统，让各方得以创造更多的工作、让家庭得以自给自足、获得更好的健康护理和教育、满足人类需求、支持世界各地的发展等。
我们希望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合作，我们也需要中国——这个从全球贸易体系获利非常多的国家——的帮助，让全球贸易体系得以进入下个阶段的发展，而中国也将成为国际合作中的建设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