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11月，乌克兰因选择中止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议》而爆发了大规模游行抗议。那时或许少有人预测到，这场示威游行的影响将持续整个2014年，从乌克兰自身的政治危机，发展成为地区事件，以至于影响到了世界的格局变化。
在这一年，俄罗斯选择了与西方对抗的道路，俄罗斯频频发表的言论、持续向欧洲域内派出的军事力量，都让人想到冷战时期的种种景象，“新冷战时代”的定义开始浮现。
就此，《财经》记者在年末，对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进行了专访。哈斯从2003年开始领导着这个对美国政府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智库，此前他曾就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和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的幕僚。
重启会面对抗能力有限
《财经》：乌克兰危机已经持续了数月，美国和欧洲等国家与俄罗斯进行了数轮较量，你如何评价美国为应对乌克兰危机所作出的反应？
哈斯：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政策在正确的方向上。美国正同时做三四件事情：首先，正设法加强乌克兰的实力，我认为应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第二，强化了北约成员国，以防普京故技重施，让别国步乌克兰后尘；第三，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让普京和俄罗斯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承受政治和经济代价；第四，我们仍然没有关闭外交途径，目的不是羞辱普京，而是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解决乌克兰危机。我认为基本政策没什么问题。此外还有石油价格较低这一优势，这对俄罗斯是一项额外制裁。
重要的是，我们要采取行动。不能通过武力获取领土是国际秩序的一项基本原则，俄罗斯违反了这一原则。我们必须使其认识到，违反这个原则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想永远疏远或孤立俄罗斯。俄罗斯在全球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在乌克兰和欧洲也确实有一些合法利益。很显然，外交政策和外交就在于平衡这些不同的考虑。我没有放弃希望，我仍然认为有希望达成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都能接受的方案。
《财经》：自乌克兰危机开始，“新冷战”的说法又被很多人提出，你是否赞同我们现在处在，或者正在向“新冷战时代”发展？
哈斯：我并不担心与俄罗斯发生新的冷战。与苏联不同，俄罗斯没有可能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目前，俄罗斯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这只对一部分俄罗斯人有吸引力。其次，俄罗斯拥有1.4亿人口，仅为前苏联的一半；其军事并非世界一流，经济基础狭窄，主要依赖能源和天然气；此外政治过于头重脚轻，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我认为普京梦想扩张俄罗斯、令俄罗斯重现往日辉煌，但他不可能成功。
我认为俄罗斯无力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世界竞争，或新的冷战。不过，俄罗斯可能在狭窄的区域，在其边界周围，在其所谓的外围国构成威胁。但这不是新的冷战，其范围要小得多。
可能导致的地缘政治麻烦将继续限制在欧洲外缘地带，不会触及欧洲大陆的核心。欧洲过去70年转变的关键要素——德国的民主化、法德和解、经济一体化——非常坚实，这些原则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虽然欧洲持本位主义且军事上软弱，可能并非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好搭档，但欧洲大陆本身已不再是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我再次重申，我很担心国际秩序，我很担心我所看到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走向，但我认为不太可能出现新的冷战威胁。
《财经》: 所以你认为，俄罗斯与西方的敌对只是暂时的，而且会随着乌克兰问题的解决而消逝？
哈斯：该问题可能长期化。这取决于俄罗斯，取决于普京是否继续紧逼，或者愿意克制或妥协。我不认为俄罗斯会发动新的冷战，它没有这样的实力，也没有这样的影响力。但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是暂时的，抑或持续数年，这主要取决于普京。他必须决定俄罗斯在全球的地位，他是希望俄罗斯作为局外人，还是希望俄罗斯融入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现在他正走在孤立俄罗斯的道路上。
《财经》：那么你相信美国和欧洲所施行的经济、政治制裁将会实质性地削弱俄罗斯吗？
哈斯：我认为这是一种方式。我认为最大的制裁是石油。油价目前是每桶80美元至85美元，而大部分专家表示，俄罗斯需要油价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政府才能有足够的预算实行其经济计划。目前的油价比俄罗斯需要的低了20％左右，这是一项严重的制裁。其次，其他制裁对俄罗斯打击不小，而且仍有扩大的可能。
低油价和制裁双面夹击或许还不足以使普京改弦易张，但再加上俄罗斯民众可能出现不满就会是不同的情况。我们不妨待到俄罗斯人开始看到阵亡士兵的遗体被运回国，再看普京的支持率能否仍然维持在80％。在大多数社会中，战争一开始很受欢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失去人心。我认为俄罗斯也不会例外。
不满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
《财经》：你提及美国一些政策上的错误选择削弱了自身影响力，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在外交方面的表现也遭很多诟病。你曾经是一名教授，你会如何给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表现打分？
哈斯：奥巴马总统的任期才过了四分之三不到，所以目前做评估或判断还为时过早。就在我们说话间，许多事情正在发生，所以奥巴马总统将有机会也有必要对这些事情做出反应。我对其政策的一些方面有所批评，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奥巴马从总统任期的前六年中学到了什么。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同时，目前中东、欧洲还有亚洲情况不断。有这么多的全球性问题，从气候变化到互联网治理，正在讨论中。所以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奥巴马在剩下的两年任期内，都需要把重心放在外交政策上。我们将拭目以待。
《财经》：你认为哪些领域的政策最需要改进？
哈斯：我想说有两点。我对于他在中东地区的作为和未作为都颇有意见。美国常常言行不完全一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想做的太多了，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则做得太少。
当代混乱的主要症结在中东。虽然常被拿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冷战做比较，但如今中东的现状其实与17世纪上半叶的欧洲30年战争最为相似。后者持续了30年，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惨遭蹂躏。同当时的欧洲一样，未来中东可能充斥着无力管辖自身大片领土的软弱国家、影响力日增的民兵和恐怖组织，以及内战和国家间冲突。宗派和团体身份将比国家身份更强大。在巨大自然资源供给的推动下，本地区的强国将继续干涉邻国内政，而本地区之外的强国仍将无力或不愿出手稳定该地区。
今天再来看，美国十年前驱逐萨达姆、改造伊拉克的决定是极大的错误。
另外两个改朝换代的国家，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埃及，美国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利比亚，欧美合力除掉卡扎菲后，该国陷入失控状态，日益成为武装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天下。在叙利亚，美国表态支持驱逐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促成此事。雪上加霜的是，奥巴马还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划了一系列红线，结果却在这些红线明显被逾越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至于亚洲，我支持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但是阐明某项政策是一码事，落实政策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奥巴马总统及其团队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将政策落到实处。
我批评的其他问题实际上是美国国内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做的还不够——部分是奥巴马的责任，部分是美国国会的责任。移民改革、将基础设施现代化、改善教育体系等等都是未竟之事。此外虽然赤字有所回落，但我们完全没有采取行动应对长期债务——今后五年到七年内，等我们这一代人更加老去，长期债务将开始上升。不过奥巴马仍有两年的机会。
亚洲政策仍需落实
《财经》：你支持奥巴马重返亚洲的政策，但这一政策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亚洲地区国家内产生了很多争议，是否可能通过政策调整改变这种局面？
哈斯：我认为奥巴马亚洲政策的基本框架是对的。我希望美国增加在太平洋的海军和空军军事存在。我希望我们花更多时间与日本、中国、韩国、越南、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各国谈论和商议亚洲的未来。我希望我们加大努力，通过贸易促进授权，并最终批准TPP。最好的时机将是2015年。如果错过2015年的机会，2016年由于总统大选的原因将基本不可能实现。我只能说我们有机会。我相信就战略和经济角度而言，TPP对亚洲来说是好事，对美国来说亦是好事。我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也加入其中，中国完全融入亚洲非常重要。
对于亚洲地区，我最担心的是缺乏外交机制，以及中日之间就连安排两国领导人如何握手都是个棘手的问题，这是很令人担忧的。
我很担心朝鲜，如今，全球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再来个朝韩危机雪上加霜。但是鉴于朝鲜的机制和金正恩的性格，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认为，中美在设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这一根本挑战上，有着共同利益。朝鲜核危机的真正挑战是根本性的，不是冷战的遗产，而是“二战”或者说“后二战时代”的遗产。我认为中美两国的战略重点之一，是商讨并尝试进行创造性的外交，推动各方越过朝鲜核武器问题，思考是否可能就朝鲜半岛统一的条件达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共识。分裂的朝鲜半岛对中美关系、对半岛人民和该地区都构成威胁，我认为此事需要被提上议事日程。
《财经》：那么你认为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重要议题应该是什么？
哈斯：从亚洲安全到乌克兰到气候变化，再到抗击埃博拉，中美之间从不缺乏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但我希望他们花些时间来从更高层面谈论两国关系，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我希望他们花时间来谈谈这个提议——具体来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
中美之间有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但这不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方法。在这个机制下，参加的人太繁杂，议程也太繁杂。我认为应该由两国领导人花些时间来谈论两国关系，谈谈他们认为国际秩序应基于哪些原则。他们要进行的对话应该是战略性的。例如，我们应该能够同意不应该通过使用武力来获取领土；再比如，在一国领土上哪些事情是显然不可接受，例如种族屠杀。如果两国领导人谈到此问题，或者建立程序来谈论此问题，那将非常有益。
《财经》：你表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还需两国进一步讨论，那么你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是什么样？
哈斯：不是G2，不是中美共同统治，这不会发生，因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分配。但是美国和中国应该开始审视在军事、经济、互联网等领域，以及在健康和核扩散等问题上，应该有哪些治理的结构、规则和安排。
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我认为我们有些失望，有时中国过度专注于自身发展，没有承担足够的国际责任。
《财经》: 中国相信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稳固的国内发展。
哈斯：习主席确实有很多问题要操心，但世界不会等待中国解决自身问题、解决污染问题或应对人口方面的挑战，或刺激内需并想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如同世界不会等待美国解决其国内问题。历史川流不息，你必须内外兼顾。
此外，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本地区更加强势的作为，例如在南海等问题上，显然也引发了担忧。中美之间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
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双方议题的一部分应该是，在何种程度上中国准备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中国更愿意说“我们准备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是在一个稍微不同的国际体系中”。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会非常有兴趣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