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欧元区生命迹象

努里埃尔·鲁比尼/文  

2015年05月22日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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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需采取能提振国内支出、降低外部盈余的政策,否则欧元区将难以实现强劲而持续的复苏。

欧元区最新经济数据表明,复苏也许近在眼前。复苏的近因不难识别。2014年,欧元区还在二次触底边缘徘徊。当欧元区陷入技术性通缩时,欧洲央行终于启动激进宽松,采取了量化宽松和负政策利率双管齐下的措施。

上述措施的金融效果立竿见影:基于货币宽松的预期,欧元急剧贬值,并且在宽松实施之后维持跌势,欧元区核心和外围国的债券收益率降到极低水平,股市开始强劲反弹。再加上油价暴跌,共同刺激了经济增长。

其他因素也起到了作用。欧洲央行的信用宽松补贴了银行贷款。随着欧盟委员会标准的放宽,因财政紧缩而导致的财政拖累今年将有所减小。银行联盟的启动也有所助益;在最近的压力测试和资产质量检查后,银行拥有了更大的流动性和更多资本用于私人部门贷款。

基于以上因素,欧元区的增长有所恢复,欧元区股票表现也超过了美国。欧元贬值和欧洲央行的激进措施,甚至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结束通缩压力。但要想获得更强劲、更持续的复苏,欧元区还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政治风险可能破坏进展。我们希望希腊能留在欧元区,但希腊左翼联盟政府与欧洲“三驾马车”(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IMF)之间谈判艰难,如果双方无法就资助希腊达成协议,可能会导致“希腊退出事件”。

就业增长和收入增长缓慢,可能继续助长针对财政紧缩和改革的民粹主义反击。就连欧洲央行也估计,2017年欧元区失业率仍将高达9.9%,这远高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7.2%的平均水平。欧元区外围国存在紧缩和改革疲劳,而核心国则存在援助疲劳,这使得德国、荷兰和芬兰的反欧元政党大受欢迎。

持续复苏的第二个障碍是欧元区不利的周边环境。俄罗斯日益咄咄逼人,大举染指乌克兰、波罗的海乃至巴尔干;最近巴黎和哥本哈根的恐怖袭击,以及突尼斯针对外国游客的袭击提醒欧洲,数百名欧洲土生土长的圣战者可能回到欧洲,并发动更多袭击。

第三,尽管欧洲央行政策压低了借贷成本,欧洲外围国的私人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仍然很高,并在继续升高,因为债务比的分母——名义GDP几无增长。因此,债务可持续性在中期仍将是这些经济体的一大问题。

第四,财政政策相互矛盾。尽管其他欧洲国家纷纷建议,但德国仍拒绝采取短期刺激措施。因此,不能指望德国增加支出来抵消外围国加大财政紧缩,或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所提出的三年期3000亿欧元投资计划预计将出现的大幅资金缺口。

第五,结构改革进展依然缓慢,拖累了潜在增长。尽管结构改革必不可少,但一些措施(比如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和退休金改革)可能增加欧元区储蓄率,从而进一步降低需求。

最后,欧洲货币联盟依然不完整,其长期可行性需要逐渐发展出完整的银行联盟、财政联盟、经济联盟以及最终的政治联盟。但欧洲进一步一体化的过程陷入了停滞。

如果欧元区失业率在2016年底仍处于过高水平,年通胀仍低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而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又造成短期的经济增长拖累,唯一的办法是继续量化宽松。但欧元的持续贬值,刺激了欧元区经常项目盈余增长。

事实上,随着欧元贬值,外围国的外部账户已从赤字转为平衡,并且日益向盈余迈进。德国和欧元区核心国已存在大量盈余;由于没有政策提振内需,这些盈余已进一步增加。因此,欧元区货币政策将日益呈现出以邻为壑的效应,导致与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和货币紧张局面。

要避免这一结果,德国需要采取能提振国内支出、降低外部盈余的政策——财政刺激、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支出、加快工资上涨。除非德国向这一方向转变,否则欧元区将难以实现强劲而持续的复苏。

作者为鲁比尼全球经济学主席、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