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是有历史的，”在从哥本哈根前往安徒生故乡奥登塞的路上，丹麦司机卡尔·阿塞尼赫（Carl Assenhøj）一边开车一边颇为自得地介绍着丹麦的历史、社会和他自己的故事。“我们的王朝历史比英国还长。”
丹麦不仅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君主国，而且在1016年，丹麦还曾攻占英格兰，建立了版图包括挪威、英格兰、苏格兰大部和瑞典南部的“北海大帝国”。虽说如今面积仅4.3万平方公里的丹麦是北欧最小的国家，但这个起源于维京时代的古老王国却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惊人的精神文明。
从“安徒生”、“小美人鱼”、“维京海盗”等传统名片，到时装、设计、建筑、电影、音乐、舞蹈等现代标签，丹麦人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处，亮出了在文化领域的“野心”，就像丹麦在华文化季的主题表明的那样——“小童话，大未来”。
转角遇到安徒生
谈到丹麦文化，安徒生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绕过的坐标。对读着《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长大的一代代全球读者而言，他的身份似乎仅限于童话之父，而丹麦人在介绍他的时候，似乎更愿意用“诗人”“作家”这样的字眼。
除了156个童话故事，安徒生还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并留下不少富有想象力的剪纸和绘画作品。不过，身高1.85米、形貌清癯的安徒生最初的梦想却是一名演员和歌手。显然，这条道路并未走通。
欧登赛（Odense）安徒生博物馆的策展人亨里克·吕布克尔（Henrik Lübker）说：“安徒生一直在努力远离自己出身的贫困阶层。获得不朽对安徒生而言非常重要。”即便是成名之后，他依然对自己童话作家的身份不是很满意，“而是希望作为严肃作家为世人所铭记。”
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安徒生都已经成为丹麦各大城市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他命名的铜像、大街还有他生活过的老房子，在哥本哈根随处可见。根据《海的女儿》浇铸的青铜像“小美人鱼”在2010年要离开根朗厄里尼港口前往上海参加世博会时，丹麦人还陷入了深深的纠结和不舍，并且掀起了一场从民间到议会的争论。
欧登赛，作为安徒生的故乡，更是一切与他有关。在他的诞生地和童年故居基础上拓展建成的安徒生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收藏了安徒生的各种著作。在安徒生所生活的年代，大部分丹麦人都在务农，生活贫穷。在露天博物馆菲茵村庄（Funen village），你可以看到安徒生所生活的19世纪的普通农民的生活和村落风貌。而遍布123座古堡、庄园的菲茵岛，更是“现实照进童话”，成为安徒生作品中随处可见的背景。
溶于血脉里的强悍
田园牧歌并非一直是丹麦人生活的主旋律。相反，在1000多年前的维京时代，他们是持战斧、坐龙头船，“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强悍战士，是驰骋海上、亦盗亦商的冒险家，也是欧洲大陆和不列颠岛的噩梦。维京（Viking）原意是“来自海湾的人”，现在通常指的是生活在8-11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即如今的丹麦、挪威和瑞典人的先祖。
如今的丹麦人，更希望强调维京人的通商作用和开创精神。“历史解读不是一成不变的，” 罗斯基勒维京船博物馆（Viking Ship Museum）传播及市场专员里克·约翰森（Rikke Johansen）说：“我们对古代的解读中，投入了些许对未来的期许。”所以，丹麦如今拥有发达航海、船运、造船业和世界上最大的船运公司马士基也绝非偶然。
维京船是维京文化的标志性元素，吃水浅、速度快，转向灵活，也容易被拖上岸，也是维京人所向披靡的法宝。1962年，千年古城罗斯基勒（Roskilde）以北20公里的峡湾入口处发掘了五艘装满石头的维京沉船——两艘战船、两艘商船，一艘渔船，它们被修复后，成为1969年开放的维京船博物馆的主要展品。
丹麦人并不希望历史仅仅停留在展厅里，博物馆还拥有一家造船厂（Boat Yard）。从1982年开始，他们开始基于已发现的原始船只零件重新设计和制造船只，不管是所用的材料、工具还是工艺方法，都力求与当时相同。如今在苏州博物馆的“北海之龙——丹麦的维京时代”特展上展出的Eik Sande维京船，正是该船厂根据1880在挪威一座墓穴发现的10米维京船原样复建的。
造船厂主管瑟伦·尼尔森（Søren Nielsen）介绍，每年4月1日到11月1日是海港的航行季，其中4月和10月，只有船只协会的会员能乘船出海。5月到9月，普通游客则有机会体验乘坐没有甲板的维京船或传统北欧木船上的独特经历。对当地的学生们而言，“乘船出海”则从四年级开始就成了他们课程中的一项。2007年，一群维京船“铁粉们”全程模拟海盗船的航行手段，克服强风巨浪等艰难险阻，花了6周时间把一条30米的维京船开到了爱尔兰的都柏林。还有不少博物馆和私人购买复建的维京船作为藏品。
博物馆和老房子
正是通过一个个或古老或现代的博物馆，丹麦将丰富的自然、历史、文化和艺术财富传承浸润到日常生活。皇家武器博物馆、吉尼斯世界纪录博物馆、嘉士伯啤酒博物馆、奥胡斯老城博物馆……仿佛任何丹麦文化都可以在五花八门的博物馆中找到起源和发展的轨迹。
丹麦文化部统计显示，丹麦有近300家博物馆或类似博物馆的机构，藏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120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府资助，这里面大部分是文化历史类，小部分是艺术类，还有少量是自然历史类。根据丹麦统计局数据，2014年丹麦在文化领域的中央及地方政府拨款是231亿多丹麦克朗（约合人民币211.5亿），其中近20亿克朗用在了自然和历史遗产保护上，这里面有近77%拨给了博物馆。2014年，丹麦博物馆参观总人数达到了1451万人次，相当于其570万人口的2倍多。可以说，在丹麦，你不是在博物馆，就是在去博物馆的路上。
其实，在去博物馆的路上，星罗棋布的历史建筑也会让你应接不暇，一些住宅、商用建筑看似不起眼，但往往都有一二百年高龄。丹麦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近乎狂热。2014年，丹麦“受保护建筑”（listed buildings）名录数量达到7067个，通常建成时间至少要超过50年才会入选。
隶属丹麦文化部的丹麦文化署（The Danish Agency for Culture）负责丹麦文化艺术保护、发展及全球推广，受保护建筑的评估和管理就是其中一项，任何公民都可以向该机构提出某建筑的保护提议。受保护建筑不一定是城堡、庄园，还可能是农场、仓库、工厂、住宅、学校、火车站甚至监狱。对这些建筑的任何改建都要获得文化署批准，文化署也会对其修缮、维护提供资金支持。此外，还有30万建筑被定为“值得保护”（worthy of preservation）级别，他们的评估和管理由地方政府负责。
从设计读懂国民性
丹麦设计中携带的DNA密码也许可以追溯到维京人那令人惊叹的工艺传统。2011年出版的报告《丹麦设计2020委员会展望》中提到：“设计最能反映国民性的本质。合作运动、民主、法律权利，福利社会、自然和海洋、自由和平等、对个体的尊重其实都融入到了丹麦设计基因中。”
“丹麦设计”这个概念出现形成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它不仅根植于丹麦的价值观、文化和美学，并且体现在各种产品、服务中。抛开极简主义、功能主义这些特征，“人本主义”作为一个核心理念始终贯穿在小到家居用品、家具设计，大到建筑设计乃至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
“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必须是以人为本、人性化的，而不是技术本位，这已经成为已经国家共识，”丹麦著名建筑师、城市设计师扬·盖尔（Jan Gehl）在采访中说。盖尔从1966年开始研究人与建筑及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并跟踪记录着哥本哈根50年来的变化，从哥本哈根1962年首开步行街，到如今骑行道、步行道网络。他认为，“首先要考虑的是人的生活，其次是空间，最后才是建筑，如果顺序反过来，绝对行不通。”
作为社会集体经验和文化表达的核心以及人流量巨大的公共建筑，丹麦很多博物馆的设计就充分体现了盖尔倡导的以人为本、环境先行的理念。滨海而建的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集绘画、雕塑、现代建筑、自然风光于一体，诠释了艺术、建筑和风景之间的帮衬与融合。该馆1958年开放，2014年全年参观人数达64.79万，居丹麦各博物馆之首，超过有200多年历史且免费的国家博物馆。奥胡斯ARoS现代艺术博物馆同样作为地标建筑闻名，正方形的主体建筑的最上层是一条150米环形彩虹全景走廊，从各个角度看的颜色都不相同。
奥胡斯的莫斯格史前博物馆（Moesgård Museum）大部分沉入地下，外面看到的是一个矩形的种满草的倾斜屋顶，让博物馆看起来像是从风景中长出来一样。屋顶上可以俯瞰树林和大海，还能也野餐和烧烤。博物馆项目主管亨里克·哈特（Henrik Hatt）谈到设计理念时说：“史前和考古展览通常很无聊，我们想要一个15000平米、能以全新方式进行展示史前历史和考古发现的博物馆。但是附近还有个小古堡，我们又不想破坏脆弱的文化景观，所以要让博物馆看起来不那么明显。”
获得多个国际设计大奖的赫尔辛格市的丹麦国家海洋博物馆（Danish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更做到了完全隐身。它建在低于地面8米的老船坞中，做到了对500米外的世界文化遗产克伦堡宫（Kronborg）的景观毫无遮挡，让你不得不佩服丹麦人开脑洞的方式。
近年来，设计的更多应用场景令设计和一系列相关活动之间的界限益发模糊。设计不止意味着塑造形状，还成为创新中的战略一环。设计教育学家约翰·赫斯科特（John Heskett）曾说过：“设计，究其本质，就是人类以自然界没有过的方式塑造、改变环境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并赋予生活意义。”因此丹麦也希望将“丹麦设计”的内涵从有形延伸到无形，即面向未来、服务于创新的“战略设计”、“设计思维”等抽象新领域。
我们都爱讲故事
在丹麦的文化创意产业中，目前产业规模排名世界第27位的游戏行业并不算特别突出，但考虑到全丹麦仅750人的游戏从业人数和从2009到2013年119%的总产值增长速度，的确是当仁不让的潜力股。
行业组织“互动丹麦”（Interactive Denmark）的主管杨·内伊恩达姆（Jan Neiiendam）介绍，丹麦现在总共有150公司，其中63%都设在教育资源、人才最集中的哥本哈根，这些公司每年开发250个游戏。这其中有约100家都是1-10人微小型规模。“中国公司的代表来参观时，经常对我们游戏公司这么小的规模感到惊讶，”内伊恩达姆说。
谈到丹麦在游戏产业方面的独特优势时，内伊恩达姆认为有四点。首先是，丹麦人爱讲故事，有着可以追溯到安徒生的悠久的叙事传统，而且特别善于理解儿童的思维和兴趣；其二，游戏业的发展是站在成熟的丹麦电影业的肩膀上，很多人才来电影业，游戏人才与电影业人才的教育培训也有很多是想通的，比如美术、配乐、动画、视觉设计、导演等。其三，得益于丹麦的设计传统，“对设计来说，技术不是首位的，使用者从中获得的感情或情感体验才是，对游戏而言也是这样。”最后，就是年轻的游戏开发者们“激情和决心”。
一个能说明这种“激情和决心”的例子是BetaDwarf公司开发的 3D游戏《迎难而上》（Forced）的诞生过程。在这款游戏2013年上线并迅速获得丹麦 “最佳游戏”、“最佳游戏设计”、“最佳视觉”等奖项之前，一群20出头的年轻人组成团队经历了近3年的艰难开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曾在奥尔堡大学的一间废弃教室共同“蜗居”7个月，也曾多次陷入资金危机，而在把自己的创业故事上传网络后，他们也见识到了社交媒体和网络众筹的强大力量。BetaDwarf首席执行官斯特芬·卡比尔戈德·格伦宁（Steffen Kabbelgaard Grønning）说：“一个独立游戏工作室就如同一支专业足球队，充满了财务上的不确定而且要求无限投入，无比热爱。认识到这些，并且不断试错，你就开始走向成功了。”
市场研究机构Newzoo估计，在手机和平板游戏的推动下，全球的游戏市场到2017年将达到1029亿美元。为了让BetaDwarf这样游戏工作室能有资金完成游戏开发和制作，丹麦议会去年决定2015-2018年期间，每年为游戏行业提供168万美元的文化资金补助，这笔钱将由隶属文化部的丹麦电影学会（Danish Film Institute）管理和发放，这已经是之前每年83万美元补助的两倍多。
内伊恩达姆相信，丹麦游戏产业未来的机会是在中国引领的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目前的游戏玩家有8.17亿，市场规模370亿，而且还在以15%的速度在增长。“有些丹麦还在对要不要进入中国市场感到犹疑，盗版和非法下载是他们最大的顾虑，”内伊恩达姆说：“不过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加强与中国的联系，通过合适的合作伙伴进入中国的发行渠道。”
6月份，10家游戏公司的代表与丹麦外交部一起前往上海，与中国游戏公司交流，寻找合作伙伴和机会。“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更大产业的起点上。我希望五年之内，可以看到丹麦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游戏有一个可观的出口额，”内伊恩达姆说。
政治的归政治，文化的归文化
在丹麦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强调“文化立国，政府干预”。2014年，丹麦中央和地方对文化领域的拨款超过231亿丹麦克朗，除了用于对历史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其它主要用于推动电视、广播、电影、音乐、艺术等产业的发展。
丹麦电影学会每年会为20-25部剧情片和25-30部纪录片和短片提供资助，并且建立了丹麦电影档案库。“政客们可以影响文化政策框架，但无权选择要资助哪个项目，这是我们的工作，”学会CEO亨利克·波·尼尔森（Henrik Bo Nielsen）说：“这是一种将政治与艺术创作分开的方式，让艺术家们能自由创作不受干扰。”
从1964年开始丹麦艺术基金会成立开始，文化艺术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一臂之距”原则（arm's length principle）就成为丹麦艺术资助体制的“根本大法”。丹麦艺术理事会、丹麦艺术基金会、丹麦电影学会和丹麦工艺品学会内设的专业委员会，负责对不同艺术门类和个体艺术家的具体资助。文化部则负责制定艺术资助政策，批准上述几个机构的行动计划。至于议会则负责立法和年度预算，确定对特定艺术领域的资助。
为什么要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文化和艺术上？“在完全依靠市场的情况下，当然也会有很多非常棒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可看。但如果我们希望看到观照自身、观照历史、多样化、高质量的作品，这就不是单靠市场就能做到的。我们要理解现在，就要理解过去。而理解了过去，也许就会对未来有更多了解，”尼尔森说，“对丹麦而言还是对中国来说，这都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