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来驱动。然而，投资不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投资的增长只能带来经济暂时的增长。投资过剩，尤其是低技术水平的重复投资，必将带来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出口又受制于国外经济环境，很难成长为经济增长的稳定极，而且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日益提高，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减弱。只有居民消费能给经济带来长期、持续的增长。
内需乏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居民储蓄率稳步上升，消费需求不足。根据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利安尼教授的估计，1978年以前，我国居民储蓄率仅5%左右，而到1994年已高达33.34%。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2年-1995年我国居民储蓄率基本维持在30%以上，此后居民储蓄率虽有下降趋势，但2001年仍高达25.37%。采用莫迪利安尼教授的估计方法以及后续研究中的部分修正措施，我们对1978年-2006年中国居民储蓄率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2006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上涨到39%。
而高储蓄率并不是统计口径的偏差带来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在国家统计局核算基础上进行口径调整，将宏观统计的口径与美国的统计口径进行统一。在消除中美两国统计口径上的差异后，中国居民储蓄率平均下降近6.63个百分点。中美两国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差距虽有所缩小，但我国居民储蓄率在1992年-2001年仍有22.7%，远高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储蓄率高达29%，并且储蓄分布严重不均，45%的家庭当年几乎没有任何储蓄。不管从宏观数据还是微观数据出发，在不同的统计口径下，结论都是一致的，即中国家庭储蓄率过高，消费需求不足。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投资过剩、出口受阻的大环境下，也正在为促进经济增长而积极寻求扩大内需之道。
高储蓄之谜
对我国家庭高储蓄率的探讨在学术界远没有形成定论。目前学者大致给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预防性储蓄。例如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认为各领域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引起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
二是人口结构。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兰科·莫迪利安尼认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居民在年轻时储蓄年老时的储蓄，我国人口的年龄构成可能是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收入差距论。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提出，穷人面临信贷约束，虽然消费欲望强烈但无钱消费。富人虽然有钱可花，但消费已几乎满足，消费意愿又不足。只有缩小收入差距，才能扩大内需。
四是制度、文化差异。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传统文化更提倡节俭、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
五是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滞后迫使居民储蓄。例如我国消费信贷刚刚起步，居民需要攒钱买车、买房，农村地区金融市场严重缺失等。
这些观点都有道理，只是对高储蓄率的解释程度大小不同而已。从微观数据看，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平均储蓄率高达66.5%，而45%的家庭当年没有任何储蓄，中国家庭的储蓄主要是富人的储蓄。针对富人的扩大内需政策作用甚微，只有立足于穷人的收入分配政策才是解决内需之道。
社保助力消费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偏重于穷人的制度安排。充分的社会保障打消了人们进行消费的后顾之忧，能够真正使消费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变。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拥有社会保障的家庭在所有消费中都普遍高于没有社会保障的家庭。其中，养老保障的影响更为明显。有养老保障家庭的年均消费达到了5.8万，而没有养老保险的家庭年均消费仅为3.3万。在分项消费中，教育消费的差距比总消费更大，有养老保障家庭的教育消费为0.8万，而没有养老保障家庭的教育消费仅为0.4万。
此外，大量研究也证实，社会保障体系对扩大居民消费的显著作用。麻省理工学院的Gruber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Yelowitz研究了美国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幅扩张，结果表明更容易获得的医疗保障以及更高的保额将使家庭持有的财产降低17.7%，消费升高5.2%。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世界银行的Wagstaff和荷兰VU大学的Pradhan发现，越南的医疗保险将使家庭消费显著增加，其中非食品类的消费最为显著。对中国台湾地区，里海大学的Chou Shin-yi利用台湾1995年推行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对比受此政策影响的家庭与未受此政策影响的家庭在消费趋势上的差异，指出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实施使居民储蓄水平显著降低8.6%-13.7%。
我们也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居民各种个体差异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使居民消费显著增加5.4%。始于1998年底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也将使城镇居民消费显著增加11%左右。
北京大学刘国恩教授基于2007年和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入户调查数据也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总消费比没有参加的家庭增加约10.2%。换句话说，以农村居民、城镇就业居民、城镇未就业居民的人口比例进行折算，政府在基本医疗保险上每投入1元，将至少带动3元的消费增量。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扩大内需之道，也是经济增长之途。
深化社保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的范围在扩大，保障水平在提高。以医疗保险为例，近十年来，中国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的进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制度全覆盖，城乡救助体系基本建立，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形成，2012年超过13亿的城乡居民参保，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超过95%。可以说，基本医疗保险在我国得到普及，目前已发展成为覆盖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种保险制度。
然而，政府在社会保障上的投入总体偏低。2011年包括社保基金在内的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仅21.2%，而美国为46.7%，政府在社会保障上的投入有大幅提升空间。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城镇人口的养老保障覆盖率很高，户主和配偶接近90%都有养老保障，而农民工和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覆盖率则都很低，不到城镇人口覆盖率的一半。农民工虽然已经进入城市生活，但其养老保障覆盖率和农村人口相差无几，在医疗保障方面甚至要低于农村人口，他们属于社会保障最为缺乏的群体。
同时，在拥有社会保障的人群中，他们所获得的保障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城镇人口在养老保障收入和医保账户余额方面都是其他人群的3-4倍，在医保报销比例上则达到了45.3%，大约是其他人群的3倍。政府应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在群体间的差异，尤其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