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未获通过后，香港特区政府聚焦经济及民生发展的相关举措，正在逐步浮出水面。
6月23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公布其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着重提及备受关注的房屋及扶贫政策。他表示，特区政府未来会专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这份名为“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的报告中，特区政府预计，今年香港私人住宅单位的落成量将达到1.3万个，而明年则为2万个。与过去十年平均落成量相比，这一数字高出约7成，将创下10年来新高。
同日，香港立法会财委会主席张宇人亦表示，政府同意在财委会相关会期内加开会议，用以处理政府提出的审议11个民生项目议程。
梁振英在发言中称，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基调良好，政府有财政盈余，可以回馈社会。此外，金融业发展势头良好，2014年底开通“沪港通”后，两地基金互认安排将于7月1日实施，特区政府亦希望可在年内落实“深港通”。
乐观迹象背后，香港经济面临的挑战亦不可小觑。数据显示，从1962年到2011年的半个世纪内，香港经济增长率连续两年低于3%的情况只出现过五次，全部均由外来冲击引发。自2012年开始，香港经济增长第一次连续三年跌穿3%，明年增长预测亦只有1%至3%。
6月23日，由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的2015年全国省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香港的名次由2014年的第6位急降至第12位。“产业单一，土地供求失衡，不具备长远竞争优势，其龙头地位已被内地重要城市取代，预计香港GDP在被上海、 北京超越后，今年将被广州和深圳超越，”这是报告针对香港经济提出的问题，“香港创新科技投入不足，2013年的研发总投入仅占GDP的0.75%，比例甚至不如非洲国家肯尼亚。”
未来的香港如何维系其长远竞争力，确保经济持续增长，是各方高度关注的话题。《财经》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香港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泺生。他对“后政改时代的香港经济走势”给出了预判。何泺生先生近期正在主持一项关于“香港长远竞争力研究”的课题。
竞争力待振
《财经》：政改未通过后，香港特区政府近期的政策关注重点转向了经济发展，对此你如何看？
何泺生：这一转向是对的，跟反对派有更多沟通也是对的。比如说把十一条与民生相关的议案提前处理，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之前，政府策略性的把创新局优先放在议程前端，先推动通过，如果议员拉布（采取各种反对措施）不处理，其他的都不要通过了，这就形成了僵局。但反对派会说，创新不一定非要成立一个部门，采用其他办法也可以。关键是心态要搞好，不然设局无非是形式主义。特首和反对派各自有其看法。究竟谁对谁错很难判断。但无论如何现在应该做的是多进行沟通，尽量让各方都能够参与决策过程。
《财经》：因为种种原因导致的香港产业创新不足，是否已成香港竞争力掣肘之一？
何泺生：对官员来说，创新要落实，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相反如果政府只是按照以往的形式走下去的话，是没人会骂的。但掌权者应该有所承担，勇于面对犯错的风险。具体而言，香港的产业创新要获得竞争力，政府应在产业政策方面更加主动一些，至于如何着墨，这是香港目前应检讨的。
除此之外，创新不应该只是官方的事情。比如香港一些年轻人尝试在互联网领域内进行创新创业，而且做得有声有色。因为在这一领域当中房租的占比不是那么大，香港的年轻人是有竞争力的。
《财经》：你如何评判目前香港的产业竞争力？
何泺生：在亚洲四小龙当中，香港的竞争力的确并不理想，其人均GDP增长也是最慢的，排在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之后。造成这一局面有两个主要瓶颈：其一是土地，其二是人力资源。
与香港相比，新加坡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上的效率要高很多。香港则因为一系列的条例，以及保育、环保意识高涨，在解决问题时的阻力相当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比较极端，为了土地什么都能拆。现在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什么都不能动。
除此之外，香港更大的麻烦是社会政治化，对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不重视。事实上，虽然香港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已达到了一定水平，不发展对他们影响不大，但基层人士还有很多，他们的力量和声音有限，如果经济不发展，在看不到前途的时候，会使他们做出更多的极端行为。这反过来又会加剧社会的政治化、非理性化。
但想要让经济发展，想要解决土地、人才等问题，找到发展和环保、保育的平衡点，困难的确比较大。
《财经》：有无破题之道？
何泺生： 为了对抗保育、环保人士的过度要求，解决更多的基层住房需求，我曾经就公屋政策提出建议：香港年轻人要是结婚没有房子的话，政府应该让他们进行登记，交定金，然后政府去找地方建房子给他们。这是实实在在的合理住房需求，能够部分抗衡其他诉求。
港股不可能A股化
《财经》：提到香港的产业发展，往往避不开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地产霸权。
何泺生：香港楼市价格的确高企，最主要的原因是供应不足。土地供应不足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租金太高，产业多元化受阻，没有人去创新创业。但从数字上看，香港政府的确正在加速增加土地供应，建设速度也在增加，可能会对产业多元化有一点帮助。
《财经》：2014年起，香港房地产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原因是什么？
何泺生：首先是出租的需求很旺盛，租金上去了。而长期购房需求也在降低后出现了上涨；其次，香港的印花税政策对楼价产生了反作用。此前卖家要换楼的话，不足三年要多交不少印花税。这就导致了香港的小房子，传统的由二手房构成的所谓的“上车盘”供应不足。表现就是中小型的楼价上升很快，而大户型的房子价格上涨不快，其租金还出现了下跌，有的甚至跌掉了一半。
《财经》：你预测香港楼价走势会否出现变化？
何泺生：除了政府的土地供应增加之外，从2014年开始，楼市的双边印花税政策规也有一些改变，卖家有机会少付印花税，这也可能使得供应增加。整体上，香港的楼价在短期内已没有太多上涨因素。尤其是对于中小型的房子来说，但对于大型住宅而言，因为换房的需求存在，需求增多，抗跌力会更强一点。
《财经》：同样作为香港产业支柱之一的金融市场，从2014年“沪港通”运行伊始，港股A股化的争议一直就存在，如何看待？
何泺生：应从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单就投资者行为来说，因为投资者的一些行为，使得港股的波动性变强，可以说出现了港股A股化；但从监管角度而言，因为香港的相关制度比较健全，香港上市公司的运作透明度亦更强，港股不可能A股化。
《财经》：股市热潮之际，港交所正在研究的同股不同权、停牌机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也引发了大量争议。
何泺生：争议很大，但这些举措是有道理的。我比较认同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指定的合伙人对公司的重大决定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不是说谁的股权多，谁的影响力就越大。假如偏离企业本身的合理策略，对一般中小型投资者而言不一定有好处。
强调公平、公正是金融中心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但教条式地拥抱同股同权，不去问因由，不去分析，对股东和社会都未必有利。阿里巴巴最终到美国上市，反映出了部分人士缺乏创新思维。
《财经》：这个判断的根据是？
何泺生：同股同权只是形式上的公平。真正的公平是实质上尊重每名股东的意向和利益。如果一味只注重形式主义，大股东掌握话事权，为所欲为，一味要求股东供股，一边压低估价一边吸入，摊薄不供股的股东的股权，又不停为供股的股东添加压力，这样的同股同权意义不大。对监管者而言，形式最易执行，体现精神的却更费劲。
这个制度大家到底认同不认同，可召开股东大会，各方面都出来谈，如果股东大会通过，就不能说同股不同权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