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一次重要的民主运动。这次运动以苏联东欧“华约”集团的军事干预而告结束，但却孕育了捷克知识分子的长期反抗，最终导致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捷克知识分子们的反抗形式和思考，既为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也为现代出版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这场斗争中，捷克的知识分子选择了将手中的笔作为武器，但在强权迫害下，写作与出版也因为受到强制审查而失去自由时，他们将公开斗争转入地下，进行地下写作，这种斗争形式也被称为“萨米亚特”。
“萨米亚特”源于俄语“самиздат”，意为“自行出版”，指那些未经官方允许而出版的书刊。这个词最早由五十年代的一位俄国诗人用来称自己打字装订的诗集，后来被译成英语，成为苏联、东欧国家地下文学出版物的专有名词。
作家自行出版和发行文学手稿已有很长的历史，但“萨米亚特”却是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东欧出现的一个独特文学现象。1965年，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在西方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官方迅即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处以重刑。为了表示抗议，作家们的大量手稿、打字稿冲破检查制度封锁，开始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等人，都曾是“萨米亚特”的主要参与者。当局对此的反应则是更加严厉的镇压。
前苏联作家、神经生理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布科维斯基给“萨米亚特”下过定义：“自行写作、编辑、审查、出版、发行作品并为之住牢。”
作家与弄臣
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最后并入苏联的一个国家。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了被纳粹占领的捷克，该国在战后虽仍由前总统贝奈斯继续担任总统，但捷共在新的各党联合政府中却扮演了主要角色，捷共领导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出任政府总理。
1948年2月，捷共在布拉格古城广场召集10万人大会，迫使其他党派退出政府，从此掌握了国家的绝对权力。米兰·昆德拉在其作品中，描写了公众对这次“二月胜利”事件的热烈拥护，而留在他脑海中的最深刻印象，则是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的儿子、当时任外交部长的扬·马萨里克的死亡。他是跳窗自杀，还是被人从窗口抛下去，这在后来一直都充满争议，但他的死却无疑标志着捷克一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政府彻底终结。
捷克斯洛伐克虽然经济糟糕，政治却一直比较稳定。哥特瓦尔德去世后，担任第一书记兼总统的诺沃提尼登上最高地位，继续大搞个人崇拜。在他的领导下，捷克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决策都充满了错误，人民生活水平已落后于原来不如她的奥地利。
捷克人民对这个僵化体制的反抗从文学领域开始了。1967年，捷克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此次会议也成为“布拉格之春”的先声。
大多数作家最初都支持了“二月胜利”，所以在当时的体制下，他们地位优越、收入丰厚，享受着西方作家没有的特权。不过，这特权是有代价的——作家、艺术家们必须坚决支持党的文化方针政策，尽情歌颂苏联，歌颂捷共，歌颂祖国，歌颂光明的生活和勤奋的劳动，不能创作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这些代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颓废和没落。
当作家们享受到特权的时，在捷克普通大众心目中，他们一度崇高的地位如今却变得非常低下。曾有一位作家生病住院，离院时护士告诉他，因为他是作家，大家很害怕他会将人们平时的谈话报告给警察。
对于严密的检查制度，捷克人难以习惯。他们知道，哈布斯堡王朝1867年12月的宪法就已经规定了出版永远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却在1967年颁布了一个内部出版法规，规定所有期刊都必须向文化部申请登记，并保证完成“社会使命”，使作品的内容符合“社会利益”。显然，所谓“社会使命”“社会利益”就是指党的意识形态。凡是不符合这条政治标准的作家，就不能发表作品，失去体制内的优厚待遇。但是，在捷克的文学传统中，文学与政治从来都有着紧密的关系，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长久忍受文艺上的控制政策，忍受文学弄臣的地位。
吹响号角
作协大会前夕，路德维克·瓦楚里克的《斧头》和昆德拉的《玩笑》出版。这两部小说给毫无生气的捷克文坛带来巨大冲击。
瓦楚里克1926年出生于摩拉维亚一个乡村木匠家庭，做过鞋匠、教师和记者。小说中的叙事者是一个成功的布拉格记者，他回到摩拉维亚家乡去看望亲友，并不断回忆起死去的父亲。父亲是一位村党主席，对社会主义理想既固执又真诚，为了推行集体化，他与乡亲发生尖锐冲突，甚至不惜离婚重娶，最终成为集体农场的主席。儿子对父亲的再婚虽然表示理解，却感到不满。
按照党性原则，父亲的行为是正确的，但看到父亲给亲人带来的痛苦，看到村里人和家人都不再和父亲来往，看到集体化已经破坏了乡村的土地、树林和山冈，碾碎了人们几百年来的日常生活，他陷入到痛苦的内心矛盾之中，意识到父亲的“社会正义”就像一部机器，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了非正义的结果。
他离开村子去儿时玩耍的草地，埋葬父亲的骨灰。回忆充满温馨和惆怅，使他突然明白了为政治理想献身的代价，理解了父亲的悲剧：“实际上，所谓捷克发明就意味着，我们如此民主地对我们自己实行恐怖统治，以至于无须再去谋害任何人了。”
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则描写了一位青年的政治遭遇。作者昆德拉1929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布尔诺，父亲是著名钢琴家。他自小喜欢音乐和读书，当过工人、爵士乐手，最终选择了文学和电影道路，在布拉格高级电影学院任教。此前他已经出版过几部诗集，后来他对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早期诗歌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玩笑》写成于1966年，起初书报检查员认为，小说中有关劳改营的描述“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要求删除这一段。但在昆德拉的坚持下，小说终于在次年正式出版。
小说主人公原是一位学生会干部，由于在给女友的明信片中开了一个政治玩笑，他被开除党籍和学籍，又被放逐到矿区劳改营服兵役。15年后，他偶然遇到了当年整他的人的妻子，为了复仇，他设法勾引她，等到终于如愿以偿时，却发现时代已经改变，那个整他的人也早已另有新欢，精心策划的复仇变得毫无意义，成了一个玩笑。
两部小说表现了相同的主题，主人公的现实与过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需要从过去中去寻找现在的自我，这种异化现象反映了制度对生活的严重侵害。
在作协代表大会上，昆德拉首先发难，他批评党的领导使捷克文学与欧洲文学隔绝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捷克优秀的文学传统被抛弃了，丧失了它的欧洲特征，成为枯燥无味的宣传品。昆德拉认为，创作自由当然应当有界限，但“从来没有一个进步时期设法去确定它自己的限制！”在这里，他后来的思考已经露出端倪，即强调捷克文化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传统是一个整体。
在其他几位作家的发言后，瓦楚里克的发言直接触及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问题。他以民主的“交往准则”为根据，指出形式民主的重要。这种民主比较偏袒被统治者，但当政府垮台时，却能保护统治者免遭处死。他批评党政不分的现象，批评权力的不受限制，导致无能的人在台上，他认为：“在政府长期站住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伊凡·克里玛也在会上对检查制度提出了谴责。
诺沃提尼没有参加会议，却在事后发起反击，瓦楚里克、克里玛等人被开除出党，昆德拉受到党纪处分。但作家们的发言却激起了公众压抑已久的反抗情绪，开始不断发生游行活动，要求进行民主改革。
布拉格之春
1968年1月，杜布切克接替诺沃提尼担任第一书记，提出“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并启动了史称“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改革。4月，党中央委员会通过“行动纲领”， 提出“创立一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目标，具体内容包括减少权力集中，让各阶层参政，建立责任内阁，保证公民权利，为大清洗中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引进市场机制，企业自主经营，取消书报检查制度等。
尽管知识分子普遍对此表示欢迎，但对“行动纲领”仍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有异议，媒体上不断出现批评党的文章，哈维尔等体制外知识分子更声称“对权力进行公开的和合法的竞争乃是民主的最好保证”，提出建立多党制民主的主张。
哈维尔（1936—2011）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因而未能进入正规大学，只好通过函授完成戏剧专业课程。1963年，他创作的荒诞剧《花园舞会》在一家先锋派小剧院首次公演，获得成功。剧本描写了极权制度下人的荒诞生活。昆德拉认为，哈维尔深刻揭示了“理性的荒诞”。较之其他作家，哈维尔对现实的批判更为坚决。作协大会后，哈维尔被作协除名，随后他便与另外几个作家筹组了独立作家笔会。
此时东欧国家的统治者面临着一个无法避免的悖论：不改革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但一改革就会从瓶子里放出“民主”“自由”和“民族主义”的妖魔。
苏联、东欧各国首脑对捷克的改革运动越来越感到疑虑。1968年6月，华约集团军队开进捷克进行演习。此时，瓦楚里克应一批科学家要求，撰写了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两千字》宣言，指出正在发生的事件对未来将是决定性的，呼吁人们坚持支持改革。他以其惯有的雄辩语气告诉人们：“并不是真理压倒一切，而是别的东西都已耗尽，剩下的就只有真理了。”这篇声明代表了捷克知识分子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其内容与“行动纲领”并无二致，但仍被苏联集团视为捷共即将丢掉政权的征兆。
在与杜布切克的会谈中，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怒不可遏：“你们的政策竟让所谓的自由作家们来发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后来，当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时，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最先包围的国家机关之一便是作家协会！
8月，华约20万军队全面入侵捷克，逮捕了杜布切克等改革派领导，用飞机将他们押送到莫斯科。捷克人没有进行武力反抗，而是采用了他们特有的幽默方式。一夜间，全国所有的路标和门牌号都改换了，青年男女在苏军士兵面前公然接吻，以示蔑视。
西方国家虽然提出了抗议，但在雅尔塔协议的冷战格局下，也只能承认事实。后来昆德拉曾以一个作家的细节感，讲到美国政府唯一的一次强烈抗议，那是因为捷克人坚壁清野后，几个苏军士兵饿得发慌，竟然翻墙进入美国大使馆，偷摘了使馆的梨子。
萨米亚特诞生
“布拉格之春”结束了，接下来是漫长的冬天。在苏联的扶持下，斯大林时期曾遭受过清洗的胡萨克出任第一书记，后来又兼任总统。胡萨克上台后即极力推行“正常化”，大肆镇压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多达十万的捷克人流亡国外，更多留在国内的作家、学者、律师和记者被开除公职。
这个政权深知历史运动背后的思想威力，深知所有的精神生活最终都将导致自由，因此更加严密地控制言论。许多知识分子的著作遭到禁止，也不能再公开发表文章。仅在1982年《七七宪章》开列的名单中，被禁的捷克作家就有231名。官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将这些知识分子与社会隔绝开来，让他们在公众中彻底消失。为了维持生计，这些知识精英不得不去做清洁工、邮递员和看门人一类的工作。
暴政对自由的压制能够一时奏效，却难以永远泯灭自由之精神。作家们仍在坚持写作，尽管作品不能在国内发表，他们仍能寻找到读者。在一次访谈中，作家伊凡·克里玛曾回忆起捷克“萨米亚特”的产生。七十年代初，一个被禁作家的小圈子开始每月一次在克里玛家里聚会，互相朗读各自的作品。他们中有哈维尔、克里玛、瓦楚利克、格鲁萨、科赫特、克莱门特和乌德等人，赫拉伯尔虽然不参加，但把自己的作品送来让人们朗读。此后，克里玛又将自己的作品打印出几份装订起来，卖给其他有兴趣的小型聚会。
在瓦楚利克的《施瓦森堡的挂锁》中，更为详细地描述了捷克“萨米亚特”的诞生。施瓦森堡是德国施瓦森贝格的一处地名，那里是当时流亡国外的捷克人办的独立文学发行中心。瓦楚里克写道：“在大多数时刻，生活会显现出它自身的足迹，无须计划，也不需预测。当伊凡·克里玛感到应当将他的《麻疯病人》手稿打出来时，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业开始了。”当瓦楚里克看到这个书稿时，突然觉得可以将此类作品装订成册，成为一套丛书。他自告奋勇来负责出版，还给这套书取了一个名称——“挂锁”，并将自己的作品《天竺鼠》列入丛书。
这套书很快就被抄写了至少十次。瓦楚里克特别提到了那些打字员。她们都是些普通妇女，对遭禁作家怀着崇敬和同情。手稿打出来后，瓦楚里克再按照纸张、打字和装订的成本价，将它们出售给作者本人和那些感兴趣的读者。书稿以公开的形式发行，上面还有作者的亲笔签名。
瓦楚里克成为地下出版物的主要编辑，他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并借此认识了更多的作家，以便组织来他们的手稿。用他的话说，编辑们“所关心的是为后世保存人们的记忆”。他们甚至还请国营印刷厂工人来装订书籍，配上被禁画家的插图，使它显得更像一部真书。在回忆录中，瓦楚里克例举了一些“挂锁”作品，如汉热卡的《锡兰——没有天使的天堂》、埃德华德的《和百万富翁在一起的日子》、撒切的《流血的复活节》、面包师安托宁·维斯的《一个开拓者的沉沦》、原布尔诺市长波德塞尼克的《我的一生》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还收入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塞弗尔特、著名作家哈维尔、赫拉伯尔和克里玛的作品。其中哈维尔的思想随笔《无权者的力量》，针对大多数人在后极权制度下对谎言的顺从和沉默，提出“生活在真实中”的命题，强调现代政治生活中人的良知和责任感，并希望通过道德的复兴建立起公民社会。基于这种思想，哈维尔与另外一些知识分子于1977年1月签署了争取基本人权的《七七宪章》，哈维尔担任其发言人，为此他曾数度入狱。他的道德勇气和不屈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捷克青年，最终推动了非暴力斗争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为什么写作
瓦楚里克开始转而写小品文，记录下日常生活中那些有意思的琐事。这种夹叙夹议的文学类型在恰佩克时代就很流行，一直深受读者欢迎。哈维尔、科赫特和克里玛以及其他作家常采用这种形式写作，但其中最有名的还是瓦楚里克，小品文的形式到了他这里，又有新的发展。
在他笔下，朋友间的趣事，咖啡馆的谈话，传讯室中的交锋，安全人员的蛮横，都写得幽默而风趣。哈维尔对此评论说，瓦楚利克的随笔“创造了一种原创的形式，他将个人思考、他的观点和经验与主题论述融为一体，并被重新巧妙地安置到艺术的细小结构中，其效果远远超过读者对这一文类的期待。”读他的作品，读者不但会觉得其中的政治思考发人深省，那些描写人物的细节也同样使人感到愉悦。
七十年代中期，“萨米亚特”作品开始流传到国外，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为了避免被警察抓住，这些作品都是在夜幕下的小房子里打出来的，编辑们将它们藏在阁楼、天花板和花棚里，但作者、打字员和装订者仍时时面临警察的搜查、审问和监禁。官方进一步加紧控制，并且软硬兼施，许诺只要放弃“萨米亚特”写作，作家们就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大多数作家没有顺从，因为在他们看来，出版自由本来就是人的基本权利，精神生产是人间的法律所无权干预的。有一次，国外一个出版家协会奖给“挂锁”丛书一万马克（后来证明这是误传），警察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前来搜查瓦楚里克的住宅。当警察询问他是否成立了一个出版社时，他争辩道，“萨米亚特”不是一个出版社，而是被禁作家的一种维权行为。
沉默的墙被打破了，越来越多的捷克人知道了“萨米亚特”的存在，有的读者还主动跟作者联系，请求复制这些未经审查许可的作品，有的读者甚至预先付钱来订购。到八十年代末，这类书已经出到300多种，内容也从文学扩大到宗教、政治、历史、经济学、哲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
对于捷克自由知识分子，这种行动不仅是他们用以战胜审查制度的方法，而且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生存的不屈象征。他们再不用考虑市场的需求，不用担心进行自我审查，更不用操心能否得到官方的奖项。克里玛后来解释道：“有一个东西使萨米亚特跟捷克其他文化完全区别开来：它独立于市场和审查制度两者之外。”这使他们得以回归思考和写作的自由状态。
瓦楚里克曾在一篇随笔《词语》中谈到自己的写作状态。面对警察的干扰，社会的冷漠，他不断思考着地下写作的意义：为什么而写？怎么写？它会有价值吗？“我知道：要是一个作者至少能娱乐他的读者，给予他们一点鼓励或一些新观念，这就被看作是成功。但是，我对娱乐读者不感兴趣。”
捷克历史上，作家很少为消遣而创作，他们一直将文学看作是生活的捍卫者。可如果大多数人只满足于现状，对现实表现出沉默和顺从，作家在内心就不得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应该向谁讲话？怎么向那些选择当下个人好处而不是人类未来的人讲话？”由于官方许诺给民众一些经济上的好处，更由于民众对官方严酷打压“萨米亚特”的恐惧，大多数人都对“萨米亚特”作品表现出漠不关心。瓦楚里克常常感到孤独，感到“词语”的无力，尽管他心里明白：
“我们许多人都是像这样在继续写作，他们中有些人是我读过和敬佩的：是什么给了他们信心认为继续写是值得的——是在一个更广的意义上而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满足？米兰·希梅切克的背后是什么？他想要阐释条件和描述现象……为什么？我们正在做的一切都是在清扫普遍的知识，深入到雪堆，希望有一天它会变成雪崩，吞没那些主要的罪犯。现在，这样做是不错的，但事实上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吗？”
“为什么写作”永远是一个严肃作家的自我追问，但对捷克“萨米亚特”作家而言，他们似乎是在做一件毫无成效的事，并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虽然也有不少勇敢的读者，但作家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未来一定会变化，但未来何时会到来？使作家们坚持下来的，唯有对未来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