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是20世纪影响至为深远的知识分子，他所创造的文学著作及其象征符号启蒙了一代代读者，激发起延绵至今的政治与思想论辩，并牢固占据我们对极权国家之恶的诸多想象。不用笔者赘言，有关“老大哥”的隐喻在当代社会如此广泛地被使用和戏谑，以至于公众大都忽略了为其命名者的存在。
有关“老大哥”之原型，要追溯到奥威尔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一九八四》。这本著作出版于1949年，适逢冷战铁幕徐徐拉开，书中所描绘的大洋国场景被认为影射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政权。
在奥威尔笔下，大洋国真理部的小公务员温斯顿•斯密斯的个人思想和行为被以“老大哥”为代表的国家机器所规训和监控，并以令人惊骇的手段让其受尽折磨而臣服，甚至最后崇拜对其无比蔑视的“老大哥”。
这一极富象征和反讽意蕴的故事结局，预示冷战与核时代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悲剧性看法。
时至今日，尽管柏林墙早已崩塌，曾经的红色帝国烟消云散，奥威尔所恐惧的“老大哥”已不复存在，但《一九八四》赋予人类对于暴政及其灰暗想象的忧虑却从未衰竭。
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资本复辟，迅猛发展的通讯与互联网技术，以及无所不在的媒介化生存及其掌控状态，使得人们有更多直接感受“老大哥”恩赐与惩戒的经历，小说里的虚拟场景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人们臆想未来的彷徨感受：一种混杂着现代性体验和个人心理、生理，乃至病理上的躁动与不安，一种被思想史学者描述为“世纪末”心态的集体无意识。
正因为捕捉到这种社会思潮的趋向，1999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纪念《一九八四》出版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皆非奥威尔文本的专业研读者或崇拜者，而是来自美国法律和人文社科领域内的领军人物，以及若干作家和心理学家。
研讨会文集的编撰者之一、著名意见领袖和政治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引言中谈到，研讨会并没有开成流于俗套的缅怀仪式，而是鼓励参会者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臧否奥威尔的观点及其文学想象，寻求针锋相对进而特立独行的观点。从日后成文并付梓的思想交锋来看，努斯鲍姆的设想可以说超额完成任务，甚至还把思想争辩的战线越烧越长。
她与会议参与者之一、芝加哥大学著名法学家波斯纳，就奥威尔在当下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意义的看法大相径庭。2001年波斯纳“愤然”出版《公共知识分子及其衰落》，其中对努斯鲍姆着墨甚多。
故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会议论文集《〈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中译本出版，不仅为我们了解西方“奥威尔研究”提供了新的领域，其文本呈现背后的话语砥砺，也构成西方学者行动交往的一种思想史记录。
语言与暴虐
对于追捧《一九八四》的读者而言，首先要追问的是这部小说或者说虚构性文学作品到底要完成作者的何种使命？这部著作在政治上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事件？这与奥威尔的人生体验和思想冒险又有何关联？
但正如文学批评家霍米•K•巴巴所持的观点：我们这些后来人似乎过于看重奥威尔的道德诉求，并因此赋予他的文学叙述以过高的褒奖。奥威尔虽然属于正直之士，但其才干和见识却有限。莱昂•特里林亦认为，使他成为一代“经典”人物的成就，恰恰在于他才干的“有限”。
奥威尔看问题简单而直接，他的目的是发现某一事物的真面目，从不套用一般人望而却步的复杂思维，只要能保持写作语言的真诚，即使个体处于“一个人的少数”状态，他也不会感到恐惧。所以，坚持写作的诚实，抵制对语言修辞的滥用，乃是抵抗公共道德堕落的最好手段。
话虽如此，文字却有其自身的叙述陷阱，当《一九八四》进入到对“老大哥”及其酷政的描述，并立志加以抨击时，霍米•K•巴巴却也解读出奥威尔已在不知不觉中掺入其中的语言暴力和社会想象。
在温斯顿与党魁奥勃良的刑讯对话中，奥威尔为痛斥大洋国对思想的钳制而把“思想犯罪”者的悲惨下场推向极致，另一面他也试图和刑讯者探讨“双重思想”的可能。这种双重思想，指个体的语言和思维在两种不同的空间中来回穿梭，人们对于过去事情的记忆支离破碎，历史的确凿不复存在。当执政者以此来要求禁锢和扑灭个人的独立思想时，“双重思想”本身就需要个体放弃简单和诚实的态度，走向一种互相矛盾而又能奇异共存的结果。
“双重思想”这个词本身就是真相被篡改的代言，它又像是一个无穷尽的循环，让谎言先于真相，周而复始。奥威尔对“双重思想”的认识异于他在对语言使用上的道德激进性，温斯顿在面临非人折磨后居然仍试图从奥勃良的角度思考真相的其他可能，并在最后重新爱上了“老大哥”，这不能不说是其对语言运用的莫大讽刺。
对词汇的掌控固然重要，也要有对个人身体和思想的规训作为基础。关于这一点，《一九八四》有令读者最为惊悚的阅读体验。西方科幻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以唤醒死尸的生命而令人印象深刻，但和小说中大洋国的惩戒手段相比，实在是小儿科。党魁奥勃良为此而洋洋得意：“有人说我们的所作所为会促进所谓的人性觉醒，并继而开始反对我们。但人性就是我们创造的。人有无限的可塑性！”
“人的可塑性”这一说法，在心理学家津巴多看来，不仅仅是《一九八四》所虚构的文学想象，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存在基础。以“斯坦福监狱实验”而闻名于世的津巴多认为，现实当中的思想控制大师都遵循奥威尔提出的法则：环境可以压制个体的反抗，个体的臣服可以超出施虐者的期待。
津巴多认为，《一九八四》当中奥威尔关于对“人的可塑性”最醒目的预言，并非是真理部的铁血政策，而是友爱部的治疗方案。而现代版的友爱部表现为精神病治疗所、社会福利机构、教育以及大商业机构的存在。这些现代组织总是通过技术或凭借理性的借口，堂而皇之地侵入我们的私人领地，缴械我们的独立思想。
这与奥威尔笔下的“暴政伎俩”——折磨、惩罚、驱逐有所不同，现代人正陷入一种“被治疗的困境”：为培养所谓合乎社会期望的正常人，各种以惩前毖后、教育改造、维持康复为名的规训手段接踵而至。
津巴多忧虑的是国家在危机状况下，未经授权而对公民个体自由的侵犯，而这些行为的悲剧结局大都以手段的正当化为名而被搪塞过去。
性欲的隐喻
《一九八四》当中另一个挥之不去的阅读印象，是温斯顿与女青年裘莉亚之间危险而又浪漫的性激情。这浸润着体衰多病的奥威尔本人对异性的欲望想象。事实上，裘莉亚颇令读者怜爱，不仅是她最后遭背叛，更是她大胆追求性爱自由和对大洋国政治生活入木三分的嘲讽，这都和她对人类下半身的思考有着直接关联，比如以下这些文字：
“（性生活）是咱们对组织的义务……剥夺性生活能造成人的歇斯底里，但这可是件大好事，人们可以把性欲发泄转化为对战争的狂热和领袖崇拜……当你做爱的时候，你耗去你的精力，天塌下来也不顾。但‘老大哥’不能让你这样，他得让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
以上文字被世人视作奥威尔阐释性欲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点睛之笔。对性自由的禁锢和政治上的压迫构成了极权社会的显著特征。战后西方社会历次的反社会运动和学生反叛，也莫不拿出此段文字来戏谑统治者的僵硬无趣，年轻人不仅崇拜奥威尔的先知预言，而且还加速实现组织交予的急迫任务。
法学家凯斯•桑斯坦认可《一九八四》对于瓦解极权国家形象的巨大影响，但法律人固有的严密逻辑性让他质疑被视作理所当然共存关系的性与政治的关联。
在桑斯坦看来，奥威尔忽略了妇女在现代性解放运动中的主导地位，这在《一九八四》中对裘莉亚人物塑造上的不足表现得非常明显，“与其说她是有血有肉的真人，不如说她是奥威尔心目中完美异性的化身。”极权主义对女性及其身体的压迫理应更值得重视，但作者显然忽略了这点，这让随后温斯顿的背叛失去一丝令人怜悯的同情。
在研究暴力政治学的戴瑞斯•瑞嘉利看来，《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区分“普通背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背叛）和“严重背叛”（如背叛裘莉亚）的现实样本。瑞嘉利批评奥威尔对于“普通背叛”的轻视：对身体和感官折磨的无视，往往是促成严重背叛的前兆。普通背叛并不明显，危害却超出我们的日常想象。在这点上，瑞嘉利呼应津巴多的观点，把现代意义上的折磨与技术进步和全球政治联系起来。普通折磨并未消失，并从原先针对政治罪犯为主而扩散到范围更广的普通罪犯群体，折磨的手段也愈发隐形且具有高科技，媒体和公众很难认定其危害。
《一九八四》笔下的残忍折磨手段虽然令世人唾弃，但更常规化、日常化的折磨却在我们社会内部滋生。
折磨是一种社会癌症，它并非来自外界，而是病态民主政体的必然结果。
“老大哥”的电幕和技术
《一九八四》当中的“老大哥”形象，业已成为我们认知“奥威尔式”生活的核心想象。面对一个能够监控并剥夺所有人隐私的强大机器，以及无处不在的电幕和隐匿于背后的监控者，温斯顿和裘莉亚纵然能设计出复杂的乡间偷情路线，但终究逃脱不了精心伪装的思想警察和隐藏在画幅后的电幕窥视。
奥威尔本人对监控和传媒技术的恐惧由来已久，《一九八四》的描述加深了这种印象。令他更恐惧的是掌控技术背后的垄断和市场力量，他认为这种市场垄断集中的未来趋势将不可遏制。
法学家劳伦斯•莱西格把奥威尔式预言和20世纪末处于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做比较。出乎很多人意料，莱西格解构了电幕存在的价值：电幕对于极权主义而言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电幕不仅公开透明，在技术上也颇费时费力（温斯顿提到过电幕背后有庞大的监视者组织），甚至还允许人们主观保留自己的隐私。
与电幕相比，互联网才是我们时代的“老大哥”降临，互联网是完美的技术监控器，能够储存所有行为信息而不会被抹去。莱西格从技术的角度判断人类被监控命运的不可逆转。
科幻作家大卫•布林则显然比莱西格乐观得多，作为一名科技崇拜者和未来主义者，布林认为隐私在技术浪潮冲击下被肢解的命运无法逆转：现实中的政治、军事、商业精英更热衷于运用监控来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但布林亦认为，技术的飞速发展反过来同样会制约监控者本身的自由，换句话说，当“老大哥”密切注视着每个人时，技术的赋权同样能让每个人围观“老大哥”不可告人的私密举动。当今社会，保护个人隐私的最佳途径就是把监视工具转变为一种公共资源，以防止精英们滥用监视权力。
值得指出的是，布林的观点在一群人文社科学者面前显得十分另类而又充满浪漫想象力。布林文中提及的具备互联网功能的眼镜，现实中已由谷歌公司所实现，所引发的道德和法律纠纷恰和布林所谈到的如出一辙。布林坚信科技繁荣的社会功效，改变观念的社会动力，以及能避免奥威尔悲剧的纠错力量。在笔者看来，布林的观点穿透时空，或更能引发当下公众的诸多共鸣。
祛魅
不是所有人都对《一九八四》推崇备至，在波斯纳法官等人眼中，奥威尔式的公共知识分子言说已经走向被神化的祭坛，谁都可以拿出来展现一下自己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的不满，言论市场门槛的低下和人文知识分子对客观事实的曲解，是滋生奥威尔崇拜的源头。
法学教授爱泼斯坦持相类似的观点，认为奥威尔对大洋国的论述过于依赖其自身经验，而非恰当反映出人类对未来社会形态的认知。文学想象固然比社会科学更有亲和力，但只能是诠释社会的方式之一，而非全部。理性公众应清楚地区分头脑中的想象和现实之间的边界。
苏俄史学者阿博特•格里森也对奥威尔式的极权想象提出自己的评价。在他看来，身为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亲历者的奥威尔为公众揭露真相作出独特的历史贡献，但这种贡献主观上并非为捍卫历史的客观性，而更多与个人的好恶、宗教信仰、教育修养、文学兴趣相混合，且《一九八四》具有浓厚的自传性色彩，与历史真实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我们应该读懂奥威尔式的激情，进而分清某些时刻他对客观认识的无力和挫败感。
在全书最后，努斯鲍姆也发表她独到的观点，虽然这和辩论对手波斯纳的视角有着本质不同。她质疑像温斯顿这样的勇敢抗争者为何竟然失去对身边人的同情心，对自我思想的坚持是否蜕变为一种自恋式的想象。小说中不时显现的母亲形象和童年场景，混杂着温斯顿自恋而又伤感的心理活动，但这些勇于裸露的细节并未阻止温斯顿在最后的自我背叛，作者本人也未对此有任何忏悔的认识。
努斯鲍姆引申开去，认为奥威尔式的知识分子或是当下社会自恋文化的产物，他们因失去对他者的同情心而泯灭自己的良知。
努斯鲍姆进一步指出，未来自由社会的建设有赖于唤起个体同情心的价值共识，这需要行动者的怜悯、自省和勇气，知识分子的正义观并非通过廉价的自我表述就能实现，体会他者的痛苦才是值得尝试的生活经历。
1999年所留下的这场思想盛宴，虽然迟至14年后才和中文世界读者见面，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文集中多位学者的文字论著都已有中文译本，其中波斯纳、桑斯坦、努斯鲍姆、津巴多等人的著作更是超越了学术圈而走向广阔的公共领域，某些观点理念也被普遍接受，读者定能从更宽广的视野细细品味这些文章的现实意义。奥威尔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并非学者和知识分子所能全部涉猎，每一位阅读过《一九八四》的人都会在生命中留有不为人知的记忆。
作者为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