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莎士比亚笔下，爱尔兰人麦克默里斯船长就问过“什么是我的民族”。这个困惑至今未变，对民族身份的思考可以说构成了当代爱尔兰作家创作的重要部分，因为在爱尔兰这样“处于危机的文化”中，“个体对肯定和特性的追求与群体的定义自我的努力密切相连，至少相似”。
从16、17世纪起，大批爱尔兰人就不堪忍受英国殖民者的高压和歧视，纷纷去国离乡。乔伊斯是其中之一。这些流落异乡的爱尔兰人常与故国保持着密切联系，比如19世纪50年代的芬尼亚运动，就是由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发起，目的在于争取爱尔兰独立。乔伊斯离开爱尔兰，是因为他对爱尔兰人自身感到失望，但其离去并不意味着完全遗弃自己的祖国。如他的传记作家艾尔曼所说，“乔伊斯准备着响应祖国对民族情感的召唤，不过是用他自己的方式。”
乔伊斯从22岁离开爱尔兰后，整整47年只回国 4次，而且不长，这期间他先后侨居波兰、意大利、法国、瑞士各地，其中法国巴黎在当时尤其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和作家穿梭其中。但是所有这些地方都几乎没有在乔伊斯的作品中留下丝毫痕迹。乔伊斯曾对爱尔兰痛心疾首，但也对爱尔兰魂牵梦萦，念念不忘，他的这种复杂情感只有用爱之深、责之切才能形容，或者用鲁迅的话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两条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确与鲁迅的小说有神似之处，都用客观且克制的笔调勾画某人，写他们以及他们周遭人身上那些消极的性格，用乔伊斯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出他们“精神上的瘫痪”。
鲁迅有精神胜利法的阿Q，乔伊斯有骗色骗财的登徒子；鲁迅有贪杯和得过且过的孔乙己，乔伊斯有酗酒并只敢对孩子逞凶的父亲；鲁迅有对祥林嫂冷漠的鲁镇村民，乔伊斯有不敢去爱有夫之妇而致其堕落死亡的单身汉。鲁迅被称为“民族的良心”，乔伊斯则说他要用艺术锻造出爱尔兰人还没有锻造出来的良心。
两人都是各自民族的牛虻，两人也都是各自民族的良心。他们之所以要鞭辟国民，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民族被外强压榨得黯淡无光的年代；而他们要锻造出民族的良心，首先就必须挣脱社会的束缚，锻造出自己的灵魂。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两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鲁迅坚持抗争，他在向四周的黑暗掷出投枪的同时也越来越坚强。不过，无尽的斗争也让只比乔伊斯大5个月的鲁迅早乔伊斯15年离开人世。乔伊斯则先考虑自保，选择离开，他要像高居奥林匹斯山颠的宙斯一样，在远处掷出自己的雷霆电闪。这两种选择无分高下，只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前者崇尚精神，后者强调方法。
以色列学者耶尔•塔米尔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中从自由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个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选择、或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从这一点说，亨利•詹姆斯和T•S•艾略特都自由地选择了英国。乔伊斯同样也自由地选择了他的民族，只不过他选择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爱尔兰。他离开是为了挣脱束缚，让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他不改是因为他知道这片土地是他的根。他在异国他乡选择了爱尔兰，因为他从肉体到灵魂都是爱尔兰人。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乔伊斯离开爱尔兰之前，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如火如荼，其中之一是诗人叶芝领导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在叶芝之前，詹姆斯•曼根等爱尔兰诗人就开始表现凯尔特文化，1890年叶芝《爱尔兰乡村神话与传说》的出版正式拉开了复兴运动大幕，而这场运动的高潮是叶芝与他的朋友们成立了阿贝剧院，专门上演爱尔兰剧作家创作的爱尔兰题材戏剧。
该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回归民族源头，复兴凯尔特文化，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对现代化的反对。乔伊斯则认为爱尔兰要振兴，就必须接受欧洲大陆文化，与现代世界同步。为对抗英国文化的影响，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特别强调从爱尔兰早期的凯尔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汲取养分，直至复兴盖尔语，这场运动也因此被戏称为“凯尔特的微光”。乔伊斯则借人物之口称爱尔兰语“不是我的语言”，因为到了乔伊斯的时代，大多数爱尔兰人说的都是英语，大部分的爱尔兰作品也都是用英语创作的。
交融
还有一些爱尔兰人比叶芝更激烈。1899年爱尔兰民族剧院成立，叶芝的《凯瑟琳女伯爵》作为首演剧目上演，结果都柏林的一批大学生联合签名抗议。
该剧写的是某次爱尔兰大饥馑中，农民们纷纷将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凯瑟琳女伯爵为拯救大家，用自己的灵魂向魔鬼换取救助金和那些失去的灵魂，死后被天使迎上了天堂。剧中对爱尔兰农民的愚昧和迷信的描写引起大学生们不满，他们称这是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歪曲。乔伊斯则认为叶芝塑造的爱尔兰农民真实生动，大学生们不允许对爱尔兰有任何批评反倒是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十余年后，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又用“市民”这一形象对这种民族沙文主义做了讽刺。
乔伊斯赞同叶芝对国民性的批判，但对于爱尔兰的出路在哪里，两人则一度截然相反。叶芝可以说转向了爱尔兰的西部，那里因为贫穷落后，保留了较多的爱尔兰语和凯尔特文化。相反，乔伊斯转向了东部，更确切地说是爱尔兰的东方——欧洲大陆。他认为爱尔兰必须接受欧洲大陆的影响，必须与世界融合在一起才有出路。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死者》中。
欧洲文化的两大源头是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就借穆利根之口，提出要把爱尔兰希腊化。《尤利西斯》把1904年6月16日都柏林人的生活，放入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的框架之中，把人物、事物、细节与《奥德修纪》相互对应，正是将爱尔兰希腊化的一种方式。
那一天，都柏林的大街上行走着斯蒂芬、布卢姆和众多都柏林市民，但通过细节上的呼应，这一天在街上行走的又恍然是几千年前的希腊英雄。比如《尤利西斯》中儿子斯蒂芬放弃住处出走，对应着《奥德修纪》中儿子特勒马科斯离家寻父；《尤利西斯》中父亲布卢姆离开妻子去工作，对应着《奥德修纪》中父亲奥德修斯离开女仙继续返乡的航程……《尤利西斯》中的爱尔兰世界可以说是《奥德修斯》中的希腊世界的现代版。
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再一次把爱尔兰生活与欧洲文化交汇贯通，不过这次是欧洲文化的另一个源头——希伯来文化。《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场景放在了20世纪某个夜晚的一间都柏林酒吧，主人公是酒吧老板全家。不过这一家人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生活处处呼应着希伯来文化中的叙述：亚当的堕落、人类的原罪、亚伯与该隐等的兄弟之争、圣母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女性之爱，最后的审判等等。当然《芬尼根的守灵夜》还织入了众多其他民族的文化，但主要线索是《圣经》对人类命运的寓言。通过《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乔伊斯将爱尔兰与整个欧洲大陆交融在了一起。
世界主义
在《死者》中，加布里埃尔一开始拒绝去爱尔兰西部，也就是那个凯尔特文化相对浓厚的过去，但是到了结尾，加布里埃尔眺望窗外时，叙述变成了一段令乔学者争论不休的奇怪的话：
“他睡眼迷蒙地望着雪花，银色的、略暗的雪花，迎着灯光在斜斜地飘落。该是他动身西行的时候了。是的，报纸说得对，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落在香农河黑沉汹涌的浪涛中。它也落在山坡上那片安葬着迈克尔•富里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他的灵魂缓缓地睡去了，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一心迷恋欧洲大陆的加布里埃尔经过一晚的冲击，终于想到了西行，或者说去找回被他忽略了的凯尔特文化。
乔伊斯在现实中于1909年和1912年两度去了西部，但是在创作中直到《芬尼根的守灵夜》，他才完成了这一精神旅程，因为直到《芬尼根的守灵夜》，乔伊斯才把凯尔特的众多神话传说融进对现代都柏林的描绘之中。《芬尼根的守灵夜》借助瓦格纳常用的主导主题手法，用星星点点的意象、名称、词语、短句，把凯尔特的神话传说与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联系在了一起。
《死者》中的雪就好像穿越时空的电波之网，既覆盖东部也覆盖西部，既覆盖生者也覆盖死者，既覆盖现在也覆盖历史。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乔伊斯又通过词语这张网，通过该特殊的词语变形和一词多义的功能，将爱尔兰与世界、将历史与现在交织在了一起。由于《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放入的不仅有爱尔兰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还有埃及、印度、中国、阿拉伯等众多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因此《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爱尔兰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化、全球化了的爱尔兰。
用乔学家艾默•诺兰的话说，乔伊斯“描绘了一个努力实现超民族现代性的爱尔兰”。但是乔伊斯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大的人，这样的人不会满足于把自己变成印照这个世界的镜子。《守灵夜》里不仅有世界，还有乔伊斯的自我，以及所有人的自我。
此时乔伊斯对民族的理解进入了更加开放、更加普遍的层面。他依然是爱尔兰的忠实儿子，关注和书写着爱尔兰，不过他对爱尔兰的理解已经不仅仅是当年身边那些人物和是非，他终于理解了民族这个词包含的历史的含义和文化的含义。民族不仅是身边这些人，也不仅是此时这些事，民族是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的群体，以及他们留下的厚重的记忆；民族的命运也不仅仅局限于这片土地，它与世界各民族的命运丝丝相连，与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民族成为世界的浓缩，这种民族观或许可以称为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
词语是民族的雪花，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纷纷飘落，它落在古老的凯尔特，落在现代的都柏林，再往东，它落在古希腊罗马，落在希伯来世界，它也落在今天的欧洲大陆，落在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它穿过时间和宇宙，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作者为复旦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