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孙中山北上绕道日本在神户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历来受到学术界尤其是中日学人的高度关注。围绕此事展开的研究，在资料的搜集、层面的拓展、认识的深入等方面，陆续取得显著的进展。可以说，通过前人的不断努力，各种相关材料大体已备。可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此事的看法观点，当时各方已经议论纷纷，后来研究者更是聚讼纷纭。例如孙中山北上的目的何在，为何会绕道日本北上、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究竟何在、孙中山此番演讲的各方反应如何等等关键问题，尤其是如何解读孙中山演讲文本的真意，存在看似见仁见智，实则各执一偏的情形。这不禁令人怀疑后来的各种解读与孙中山的本意是否契合，进而反省如何才能真正了解演讲的旨意以及如何判断是否两相符合的层面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指陈演讲的当否和效用。
搜群籍以参圣言
大亚洲主义讲词只有六千言，面对的听众又主要是日本民众，五种不同文本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与记录修订者的身份不同有关。不过，虽然文本各异，演讲却只有一次，对于同样的讲词，听者的感受理解侧重各有不同，即便排除主观故意的好恶取舍，所记也会因人而异。单纯比较同题异文，显然无法完全接近孙中山的本意，甚至不知孙中山所说究竟何意。正所谓“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而意旨相同之语，首先就是孙中山自己及其身边人在此前后面对不同的场合对象的言论文字。
解读大亚洲主义演讲，首先要注意孙中山对日主张的整体性，兼顾各方面，不宜仅就其中一面立论，以免以偏概全。1925年2月1日，孙中山告诉戴季陶：
我对日本问题有三个最少限度的主张：一是日本须放弃日本与中国所缔结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须使朝鲜、台湾两民族实现最少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对苏联应该不反对其政策，并不阻止苏联与台湾及朝鲜的接触。
此说大体可以概括孙中山这一时期对日态度和政策的主旨。
其次，要注意孙中山对日言论行事的连贯性，不宜仅就特定时空条件的一时一点判断揣测。就孙中山本人在此前后相关的言论文字而言，虽然略有分别，主旨却一以贯之。11月23日，船抵长崎，孙中山在轮船上通过戴季陶会见当地新闻记者时说：“余以日本之维新为第一步，以中国之革命为第二步。因此我感到俄国的革命与民国的革命是一样的，故在此意义上劳农俄国和中华民国可得一致，然而日本之国民不将日本之维新与民国之革命视作同一（意义），想必乃系谬误。”这段话经过修订整理，表述为：
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可惜日本人维新之后得了强盛，反忘却了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日感情日趋疏远，近来俄国革命成功，还不忘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国国民同俄国国民，因革命之奋斗，日加亲善。
在与前来迎接的日本议员西冈竹次郎谈话时又表示：“惟有亚洲民族联合起来，排除欧美的压迫，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日本只有成为亚洲民族联盟之首，才能同欧美抗衡。反之，若不竭力联合全体亚洲，以求亚洲独立，则不能摆脱欧美之压迫和羁绊。”“目前日本虽处于财政困乏之状，但早日承认工农新国，有利于改善国际关系，实属诸急务的燃眉之急，所以希望阁下同日本身居高位的代议士们相商，鼓励政府早日承认俄国。”
当天孙中山接见中国留日学生代表并发表演说，同样强调对外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破列强的侵略，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中国内乱不已的原因之一，就是列强侵略，吞并不成，改为瓜分，瓜分无力，又主张共管。从欧战中恢复元气的俄国，革命之后主张公道，帮助世界弱小民族，未受欧战之害的美、日两国，对外政策不同。中国应利用民气发达之利，争取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日亲善，经济同盟，获得无穷大利。
次日，舟抵神户，在船上对登轮谒见的日本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强调中国“所以不能统一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于外国人的力量”。在华外国人“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扰乱中国，不许中国统一”。并且特别指出：“我们中国此刻能不能够废除那些条约，关键不在别国人，完全在日本的国民能不能够表同情。”日本应推己及人，放远眼光，带头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虽然会因此而损失一些眼前小利，但是“可以得中国的人心……以后的大权利，便可无限量”。又与日本国会议员西冈竹次郎进一步交谈，指现在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亚洲民族之联合”，“排除欧美人之压迫”，而“首先必须解决中国目前之问题”。“故将来日本欲成亚洲联盟之霸者，以对抗欧美，则应努力团结亚洲全体以图亚洲之独立，摆脱欧洲压迫之羁绊。日本也应如法国尽速承认俄国工农政府。”
11月25日，在神户东方旅馆接待来访的东亚被压迫民族代表，谓：“东亚民族处此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必须团结一致。”同日出席日本各埠国民党人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演说道：“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先后接见日本各界来访人士如头山满、望月小太郎、萱野长知、古岛一雄、高见之道等，讲话大意谓处现世各种民族竞争之际，中、日两国国民非亲善不可，想要中、日亲善，日本国民应先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反复申明此旨，并一面索阅日本各地报纸，以观该国舆论的意向。所以当天路透社神户电称：“孙中山语报界代表，谓近今中国内战，多由于外国妄施势力，例如不公允之条约，使外人得在华施行不正当之行动，利用军阀之一部分为其傀儡。此种条约之取销，端赖日本之态度。”
11月25日、26日，在神户与日本《中外商业新报》特派记者高木谈反对帝国主义、国民会议及中日亲善等问题，表示：“不驱除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军阀将永不可能根绝。因此我们今天应奉为口号的是：对外打破帝国主义，对内打破军阀，这是我们的主张。”“我认为两国全体国民应当为了东洋民族，广而言之，应为全世界被压迫之民族，携起手来争取国际的平等。离开这个目的而谈论两国的友好乃是错误的。因此我深信，日本国民如不改变视日本为列强之一的观念，将无法产生对于真正的中日友好的思想。”
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之后，孙中山途经各地又作一系列的演讲、谈话，一以贯之地贯彻了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当天下午与大阪《英字新闻》记者谈话，指在华的英国人老在中国制造麻烦，被压迫的中国人正在仔细考虑对英国的全面抵制。“美国和其它国家，日本也不例外，都效法英国立下的恶例。如果日本特别要和她的邻国达成真正的友善关系的话，她就应当像俄国和德国已经做到的那样，归还所有从中国拿去的东西。”有了日本的真诚帮助，中国很快就能摆脱治外法权。并告诫日本不要盲目追随英国政府的政策。
当晚出席神户各团体的欢迎晚宴，即席演说道：“照中国同日本的关系说，无论讲到那一方面，两国国民都是应该要携手，协力进行。”中国革命久未成功，原因在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欧战德国战败，废除了那种条约，俄国则在革命之后很主张公道，知道那种条约太不平等，对于中国太不讲道理，也予以废除。“若是日本真有意来和中国亲善，便要先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
11月29日，英国驻大阪《告知报》记者来访，问及对日本占据中国东三省领土的看法，孙中山认为，恢复中国的独立运动，现时以两点为限：一为废除治外法权，一为收回海关。至于日本在东三省的地位，与香港、澳门相同，目下并不要求归还。这并非意味日本地位应与他国不同，而是希望列强应与苏联相同,归还中国之主权而已。武化的德国，以全世界之力始征服之。若中国变成武化，则无异出现八个德国。今世人竞言和平，然中国事若不解决，世界决无和平可言。倘若列强愿意学习俄国解放中国，则世界和平可致，否则不能。这次谈话的另一版本为：
日本方面报导说，我目前承认日本在旅大的租界现状，这完全是对的。但这并不是要把日本和列国分别对待。我认为当前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两个问题。旅顺、大连和香港、澳门处在同样的地位，现在我未要求列强立即归还它们。有人说：旅大租界地不是和上海、汉口、天津等的租界一样吗？但我目前还没有考虑收回租界的问题。我首先要求的是恢复关税自主权和废除治外法权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就不能成为国家，也不能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
12月1日船抵门司，回答登船采访的新闻记者的提问，孙中山解释来日的目的：“我所发表的主张，最重要之一点，就是在求日本援助中国。废除中国向外国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国此刻所受不平等条约的痛苦，在日本三十年以前，也是曾经受过了的，后来日本同欧美各国奋斗，才除去那种痛苦。我现在希望你们日本，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扩充痛定思痛的同情心，援助我们中国来奋斗。”进而表示：
中国一日没有完全独立，我便一日不情愿做总统。要中国完全独立之后，我才可以承认国民的希望。照中国现在大多数的国民希望，要我做大总统，大概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现在是做十几国的殖民地，有十几国的主人，我们是十几国的奴隶。如果我是做大总统，在政府之中，身当其冲，天天和十几个主人来往，便随时随地要和主人冲突。中国现在的地位，不能够和主人有冲突，所以我现在不能够做大总统。我先要处于国民的地位，同各国再交涉，废除从前不平等的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到那个时候，才再可以同国民说，做他们的大总统。……如果北方有胆量，能够赞成南方的主张，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于中国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可以调和。若是北方没有这个胆量来赞成南方的主张，中国不能够脱离奴隶的地位，就是南北一时调和，于中国前途，只有害而无利。南北又何必要调和，何必要统一？
归途孙中山又致电梅屋庄吉、涩泽荣一，感谢日本各界盛意招待，盼共同为亚洲民族复兴和中日经济联系协力奋斗。12月3日，船行至山东半岛附近时，孙中山一生最后一次挥毫写了“亚细亚复兴会”六个字，签名之后，送给山田纯三郎。由此可见，孙中山此行的目的与他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中所宣称的基本一致。
从孙中山身边及周围人物的相关言论看，也可以印证孙中山的基本态度和主张。11月28日演讲前，孙中山先在神户高等女学校向约一千名女学生简短讲话道：“贵国的昌盛起因于距今六十年前的维新改革。中国今日的革命即相当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东洋的和平将根据这个维新的完成和两国的合作而确保。即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日两国应当共同祝福之事，故望日本同情我中国之革命。”接着讲话的宋庆龄也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随后孙中山首先在临时增设的第二会场与听讲者见面，神户商业会议所会长泷川仪作代表主办方致词：“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根据凡尔赛条约，世界现已走向和平。而东亚的和平将根据（日本与）中华民国缔结完全对等的同盟加以解决。中日两国在感情上一天比一天亲善。中国的内乱今后也将根据超越人类的孙阁下以及与孙阁下意见相同的各位人士的英明决断，予以解决。东洋的和平即世界上人类和平的确立，时机已经到来，解决的钥匙在孙阁下手中。我代表日本国民向孙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2月4日，会见来访的日本驻天津记者藤泽、山内、江崎、西村、岛田等人，孙中山首先表示深谢日本上下官民的热诚欢迎，接着由戴季陶以国民党宣传部长身份发表六条时局意见。其中关于孙中山的任务部分与大亚洲主义演讲内容有关的各条为：（一）孙氏对列强之态度。自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列强对中国，纯取强压的态度，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团匪事件以至日俄战争，九十余年来，连续而起。时局今日，情势非昔，然除俄国以外，各国仍持以前之态度，此今日之急图也。（三）废督裁兵之办法。国内问题，军阀操政治之大权，国际问题，帝国主义肆行跋扈，今后中国应驱除列强之压迫，使军阀永久绝灭，故对外当打破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之主义。（六）中日亲善。中日亲善应先认定确实之目的，努力谋亲善之实现，故两国国民应全体携手，谋东亚民族之发展，即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谋发展，求国际的平等。日本国民应根本铲除日本为世界列强之一之观念，则中日亲善方实现。（七）孙氏自身之任务。中山自己之第一任务，对内谋国家之统一，对外完成国家之独立，实现中华民国国际的平等。本人为国民之代表，今后继续努力奋斗向国家独立之途上做去，至国家政权则绝不操取云。
随同孙中山访日的戴季陶，担任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口译，并多次为孙中山与各地各界日本人士会谈作翻译，又是孙中山的亲信和国民党宣传部门的主管。作为国民党内知日派的要角，对于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和决策具有较深的体察，对于国民党的对日态度和决策具有全面的把握。针对有人指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是故意示好日本的说法，他在日本的《改造》杂志1925年3月号发表论文《就日本的东洋政策而言》，进一步解释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尤其是说明为何要以日本国民为诉求对象，指出：孙中山演讲大亚洲主义绝非投日本人所好，“孙先生全是虑近代的国家的民族的道德的衰沉，慨近代的政治哲学的不大进步，故高唱了东洋古代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孔孟的政治哲学的真义的”。
本来东方各国国民应以最发达的日本为中心，团结起来全力抵抗英美的东方政策。但是，日本合并朝鲜以及对华错误政策，使得东方各国与日本恩断义绝。日本若不抛弃帝国主义，明白地表示愿为东方诸国民之友，就不能得到东方各国国民的信任，也就不能以日本为中心实现东方民族的大同团结。只有取孟子以大事小之道，不再恃强凌弱，对外援助中国国民的国家独立运动，宣言抛弃“二十一条”，建立中日两国对等的关系，构筑同盟的基础，对内抛弃殖民统治方针，实行民族平等，尊重朝鲜、台湾以及南洋诸岛各民族的自由、自治，并从速与俄国复交，与俄、德签订自由合意条约，改变日本的国际孤立地位。尤其是必须对内抛弃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作为对外自由平等的国际信义的基础。
国民党的其他要人也有类似言论。12月15日，有记者访长期追随孙中山的北伐右翼总指挥卢师谛，叩以孙中山对内对外的真正态度，卢答称：
中山为东亚民族地位计，在数年前已力主中日宜亲善。兹者鉴于两国间已由国际纠纷，而渐入于双方民众之仇视，故毅然决然于列国对华垂涎中，赴日以倡大亚细亚主义，而期掀动日本国民洞察唇亡齿寒之利害，使其民众纠正其政府对华措施之不当，而完成中日亲善，以进图亚细亚民族之健全。
取事实以证言论
听其言观其行，本意是不但要看如何说，更要看如何做。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而在历史研究中，解读历史人物的言论当与了解其行事相辅相成，不是用后来的行动验证先前的言论，而是由掌握相关行事来把握其思想意旨，也可以说是观其行以察其言。此节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尤为重要。必须多层面了解相关的时、空、人、事等多种因素，才能具体领悟把握言论思想的主旨真意。
关于此次北上为何绕道日本，孙中山始终声称两方面因素，一是由沪至津的交通梗阻，一是重游旧地看望故友。实际上，船位已满不是问题，绕道日本会见故友也不过掩人耳目的说辞，其主要目的是利用美国实行排日法案后日本民众反对欧美的情绪，宣传其大亚洲主义的主张，向坚持对欧美妥协对东亚强硬的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政府改弦易辙，和苏俄一道，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统一，最终实现世界和平。一些当时人及后来者不能了解事情的前后渊源，笼统地指孙中山对日本抱有幻想，很大程度上有违于孙中山的初衷本意。
美国实行排日法案之后，鉴于日本举国上下异常高涨的反美和反对白种的情绪，以及1924年6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士赞同亚细亚联盟的主张，本来对日本坚持其压迫亚洲弱小国家民族的立场强烈不满的孙中山态度有所松动，派李烈钧赴日活动，希望争取日本政府赞成其亚洲民族团结的主张。
不料，李烈钧等人受到日本政府的冷遇。遭受排日法案风潮冲击的日本政府，显然并不打算顺从亚洲各国人民的意愿，改弦更张。明治以来日本的富强之道，维新固然建立基础，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更是实现的捷径。其争取强权的凭借，并不是联合亚洲各国，而是通过侵吞周边国家来扩张增强自己的实力。所谓脱亚入欧，实际上是侵亚入欧。借由侵亚而强盛的日本政府，毫无放弃既定国策的意向。李烈钧等人的赴日计划，本来侧重于争取当朝执政，时局不利，难以实现使命，迁延了两个半月之久，9月底局势稍有松动，才勉强成行。即便如此，李烈钧在东京与加藤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朝野党政军财界人士的联系，反应也相当冷淡。仅仅10天，李烈钧就打算放弃计划回国。孙中山则希望
其坚持：
兄为派驻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而往，为久驻日本，宣传此旨之任务。今忽有回命之请，想彼政府胆小如鼷，不敢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果尔，则兄万不宜自行离日，当久驻而为积极之宣传，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客而后行，方足揭破日本之真面目。
在孙中山的指令下，李烈钧调整方针，连续向记者公开表示对日本政府和各政党高层的不满，指其“漠视国民精神、迷信帝国主义之人仍然不在少数也”。“日本深欲与英、美接近，此等政策，不仅在日本为不利之事，且为到底不能实现之事。”“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扩而充之，以至于左右世界之大势，决非梦想。”并坦率指出，三国联盟要以中国为中心，而中国则要发扬民众政治，“今后中日亲善，不能不由两国国民之相互提携”。希望30年之内实现这一目标。
鉴于日本国内民间出现一些反省声音，而日本政府则顽固坚持侵略亚洲的立场，孙中山采取相应对策，在公开场合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希望通过日本国民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转到与亚洲各国联盟反对欧美列强的立场。这也是他在不利的局势之下，仍然取道日本北上的初衷，以及在神户所作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
11月18日，回到上海的李烈钧谒见孙中山，后者告以“芝泉约余赴北京，现正待启行，而诸友意见不一，君谓余当如何？”李烈钧答称：“日本老友甚多，如头山满、犬养毅、白浪滔天、床次竹二郎诸人者，皆彼国之贤达，与总理夙相契厚者，倘过日本晤谈，获益必大。”“总理乃定取道日本之计。”同日孙中山致电日本记者泽村幸夫，告以：
余此次访问日本，意在赴天津会议之前，先访问在日本之旧友知己，率直交换意见。现今之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究将如何达成此一目的？乃识者必须加以深思考虑之事。今者，中国之问题已非单纯中国一国之问题，实际已成为世界问题而受到重视。余对此一时局深深痛感。无论如何，如不与日本提携合作，则决不可能解决。而此种说法，更不可仅仅成为外交辞令中之中日提携合作。中日两国国民必须在真正了解之下救中国，确立东亚之和平；同时巩固黄色人种之团结，藉以对抗列强不法之压迫。余尚未考虑要求“二十一条”条约之废除与旅顺、大连之收回。余尚有具体之方案。
第二天，孙中山又向《大阪朝日新聞》特派员透露访日的目的：“今日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问题的中心，不可能只由中国本身来解决。尤其鉴于中日两国的关系，今日中国的改革问题，无论如何取得日本的完全谅解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我去天津途中决定先途日本的原因。”北上是为了召集国民会议，讨论对内对外问题，对外方面，在免除帝国主义压迫的同时，期望保全国家主权，为此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各种自主权。即无论如何也要坚决以国民之力为主，谋求国内统一制度的改革，同时对外恢复国家主权，成为自主独立的国家。
孙中山发出的各种信息表明，此番赴日的直接诉求对象是“旧友知己”、“彼邦名士”、“朝野贤达”，看似并未将日本政府及当权官员排除在外，实际上主要是与在野人士和各界民众接触。这也是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1924年8月9日，国民党发布《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抨击日本取缔华工，认为美国排日，施诸不同种不同文之国，日本则专以相同政策施诸同种同文之中国，凌轹同种，豆萁相煎，较异种为尤烈。所唱亚洲人种大团结，别有用心，决无诚意。“中日两国为同文同种，理有团结亲善之精神，其实日本之对中国全无诚意，例如对待中国之劳动者，加以暴民取缔，吾人不能无疑之。日人受美国禁止移民，朝野反对，夫己所不欲，何施于人，愿我亲爱之日本国民一致鞭挞政府，俾有以觉醒之也。”呼吁日本国民把握东亚大势之转机，向政府施压。
据同行的宋庆龄回忆：“那时，日本人对美国国会通过的移民法案还在感到痛心—这个法案撕毁了过去的协定，不准日本人和其他亚洲人民移居美国。孙中山在好几个大会上讲了话。在这些会上，我看到听众中有许多人为美国政府加在他们头上的耻辱而悲愤下泪。孙中山对他们阐释中国革命，呼吁他们和一切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努力打倒帝国主义和它所滋长的骄横暴戾，维护亚洲人民的光荣、国家独立和种族平等。”
当然，鼓动民众和联络在野有力人士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迫使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唯有如此，才能促使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孙中山仍然希望对当局者发生影响。11月23日，他致电涩泽荣一，告以此次绕道日本，“愿与诸贤恳谈东亚之大局，阁下如能光临神户，幸甚。并望向朝野贤达广为传布”。只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冷淡，孙中山此行的日程安排，并未与日本政府及其官员直接接触。
回国后，孙中山继续坚持其大亚洲主义的主张。12月5日，日本记者来访，问及亚细亚民族之结合与废约关系等问题，孙中山答称：“亚细亚民族不可不排除不道理之欧美人势力，盖是项势力一经排除，则中国问题自然解决。日本表面上似不受欧美势力之压迫，其实亦与中国同样，明治维新后，由锁国解放，吸收欧美之文化，反陷于欧美祸。日本自日俄战争及欧洲大战以来，思想上跟外交上、经济上，亦莫不追随欧美，对于本乡本土之亚细亚，反度外视之。且由轻蔑之结果，至与中国发生疏隔。过去无论矣，以后尚望日本速归于亚细亚主义，而尤以承认俄国为其第一步。”“今之日本，虽转于三大强国或五大强国目之中，然其思想方面尽步欧美人之后尘，而于亚细亚之真精神反弃之如遗。为日本计，现在应急图还东亚民族之真光，而最要者，首应承认苏俄联邦共和国。”
12月7日，孙中山发表重要宣言，宣称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谋国家的自由与独立，为此，“则毒恶相等之军阀与帝国主义，必被毁灭而无疑”。应对目前时局的最小纲领，“当提出对外政治之主要条件，即帝国主义、列强加诸中国之不平等条件与协定，以及陷中国于经济奴仆地位之各种契约，应即废除。至对内政治，应分清中央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并建设地方自治政府之基础”。
其时《京报》函托汪精卫撰述稿件，谈论孙中山对外交、内政问题的态度，并以问答形式发表：
问：中山先生对于时局之宣言，以运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第一义，此次在神户演讲，亦集中此点，夫内政不修明，外交何能得胜利？今主张如此，得毋舍本逐末，移急就缓欤？
答：内政不修明，外交不能得胜利，自是颠扑不破之论，但中国现在外力割宰之下，若不集中国民精力，以求冲破此境遇，则了无修明内政之可能。举例言之，今日中国处于经济落后之地位，民穷财尽，至于极点。欲求改进，非发展实业不可。然关税权在外人掌握，中国人之实业，在国内且不能与外人竞争，遑云国际。在此种状况之下，而言发展实业，无异絷人之手足，而与之言体操。即此一端，已可证明中国今日非解脱外力之束缚，则百事皆无可言。故我欲为内政修明，下一解释：凡能明了中国在世界上之地位，而力求自拔者，始可为贤明之政治家。否则枝枝节节而为之，终于无当而已。
问：以极弱之中国，而冒昧倡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说，得毋触各国之忌，而被以布尔萨维克（日人译过激主义）之罪名耶？
答：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之必要手段，与所谓过激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日本、暹罗、土耳其皆尝于此努力，亦皆得有所成就，安得遽以布尔萨维克之名词相加。至于触各国之忌，固意中事，然亦未必尽然。证之此次中山先生在神户演讲，要求日本国民援助中国运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大得日本国民之同情。可知今日无论何国家，其国民皆有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两派，不能听帝国主义者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
这也可以视为孙中山政治宣言的正式解释。
孙中山进京的反应
孙中山进京伊始，张作霖就劝其暂缓施行废除不平等条约，遭到拒绝。张作霖又对汪精卫说：“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是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汪答道：“孙先生为什么联俄？因俄国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国也都以平等待我国，孙先生便都可以和他们要好的。”
与张作霖同一步调，12月7日，段祺瑞就“对外条约尊重问题”向东方社记者发表谈话：“孙中山所唱，为偏于理想之大议论。中国国情，有根本的差异。”“今吾人正努力欲于对外增高国家之信用，如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次日，段祺瑞发表《外崇国信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所缔结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段政府的代表梁鸿志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亦宣称：“对外条约，不论何国，均应遵守。此次临时执政府成立，其对外之一切权利义务，均当遵守不变。”
孙中山得知段政府宣言保证“外崇国信、尊重条约”，大为不满，询问前来谒见的段祺瑞代表许世英等：“外交团要求尊重条约，闻段执政府已照会复允，确否？”许世英等答道：“确有其事，但照会尚未送出。”孙中山勃然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甚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甚么还来欢迎我呢！”
孙中山进而详细阐明自己的意见：
中华民国早经各国承认。今合肥自认为中华民国之执政，国体既未变更，当然未失国际上之地位。此次革命纯系对推翻军阀而发，政权转移为内政习见之事，并非变更国体，无求列强承认之必要。今多此一举，反使列强见执政地位之无据，而要求承认之亟，又足使外交上因此而生一种利用之机会，殊为抱憾。乃拥段之人，仅为段在外交方面计，而不为段在国民方面计。假使即得外交之好感，而失国民之同情，试问国民之同情重欤？外交之好感重欤？段承曹、吴虐政之后，为一极好收拾人心之机会，能多做几件收拾人心之事，则国民无不感戴。国民会议之后,正式总统自舍段莫属。段且欲求不为总统而不可得，何必如此亟亟，以博外人之承认。
至于列强对孙中山，更是满怀敌意。天津各界代表拟于孙中山抵达时在法租界国民饭店开欢迎大会，法国驻津领事以孙倡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不予准许，且扬言孙登岸时，不许通过法租界。
列强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对于孙中山的赤化倾向及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极为担忧，早在12月1日，荷兰驻华公使就向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提议：像孙文这样的赤化人物到京，必与当地赤化分子及苏联派来之加拉罕策划掀起危险事态。为此，应支持张作霖镇压布尔什维克。同日，张作霖通过日本人町野向芳泽表达同样意思。翌日，英国公使提议召开正式会议研究此事，芳泽表示赞同，但提出与会者限于签订九国条约国家。
孙中山抵达天津当天，12月4日上午，驻京英、美、日、法、意、荷、比等各国公使就在荷兰使馆召集外交团临时会议，密议应对策略。“盖自政变以后，外人常以苏联之易于接近我国为虑，故意以中国政府之赤化，为耸听之口实。及孙文由粤起程时，发表宣言，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彼等恐慌更甚。所谓将联合列强，向我要求遵守既成条约之拟议，即因此而起。至段就执政职，宣言外崇国信，彼等方略觉放心。不料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孙文，今明即当入京，彼等恐慌遂达极点。据闻前日会议，有某某国公使，主张孙文来京后，北京果开善后会议，其决定之新政体或新政府方针，如无左倾于过激之虑则已,苟带于左倾的色彩，列国即一致以承认问题为对抗之惟一手段。第以中国之善后会议尚未召集，事实上不便为具体的决定，故最后结果，各使以为此时只应有对付之准备已足，不必先为夸大之主张。而一面对于孙文之来京，则拟向中国政府方面，非公式表示使团疑虑之意，希望当局格外注意，以防患于未然。”
会上，荷兰公使提议在孙中山到京前，将对策提交给执政府。芳泽谦吉有同感，但认为事关重大，须请示本国政府。此时列强深恐冯、孙联合，推倒段、张政权。芳泽对此表示怀疑，但认为孙文可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之政纲，故赞成采取预防措施。最后推定英国公使起草给执政府的声明。不过芳泽提议避免写上赤化、过激活动等词，也不要点孙、冯的名，只是表示各国支持执政府，并要求在双方共同修订条约之前，执政府应承认和保障中国与列强所缔结的所有条约，以及列强在华权益。日本外相币原赞成此项声明，只是提议删去“双方共同修订条约之前，承认和保障……”等字样，以免中方误会列强有修改条约的意向。同日，美国驻华代办梅耶（ F. Mayer）报告国务院：承认和支持张作霖政府可能有利于日本，但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相比，其危险性要小得多，两害相较取其轻，应尽力赞助日本。凡此种种，表明列强坚持不肯放弃在华利益，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绝不可能赞成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虽然各国之间存在利害冲突，为了确保既得共同利益，不惜彼此妥协让步。
对于列强的过度反应，中国报界相当不满，《京报》发表特讯，以正视听：
日来东交民巷某某使馆中人，对于中山先生北来之消息，顿起恐慌，且放出许多空气，以恫吓我国朝野，并欲引起外人间之一致不满。时向我国政府机关探询，中山来后是否有何变动发生。此类手段，皆系外人之作用，亦可谓理屈心虚，无意识之恐慌。孙中山当然始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且主张我国与各国所订不平等之条约非设法废止不可，是为我国国际地位平等之主张，乃全国国民人心所同，完全出于自动之觉悟。彼某使馆中人对人谈话，亦谓其赞成我国得有平等之地位。则对于中山之恐慌，未免神经过敏，中外人士，幸勿为谣言所惑也。
日系报刊虽然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表示同情，却认为不过是高调的理想，别有用心地鼓吹内政优先的程序和信守条约的准则，以维护其既得在华权益。《益世报》引述日本报纸称：孙氏主张中日亲善，意思究竟何在，虽难逆料，“但其排斥外力之意，似甚坚决。但日本朝野对孙氏意志之所在，颇能谅解，其在神户之宣传，可称为宣传史上之新成功。就此一事观之，当知孙氏为非凡之才。果其入京，则念佛之段氏，能否与之协调，不无疑问。但孙氏之极口排斥外力，亦有充分之理由，吾人（日人自称）当表同情。考中国历年之内乱，外人之从中挑拨，实与有关，而华人自身之不知觉悟，乃为其最大原因。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如华人不以自相惨杀为能事，则外人即无能为力矣。孙氏主张废除治外法权，及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免偏于理论，就事实方面着想，华人果能以自力维持国内之治安，俾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则外力不须排斥，自有消灭之一日。若仅注意于排斥外力，而不求内政之改良，则恐一时难达其目的。盖任何国家，如欲取得国际之信用，首在尊重互相间之条约，否则各国将群起而阻其国家之发展，结果不但不能收其排斥外力之效果，反使国家地位，濒于危急，殊非计之得者。吾人为此言，并非谓中国与各国间所订之条约，不容变更，盖欲促华人之根本觉悟耳。孙氏如能以其数十年来所得之经验，与其丰富之学识，先行整理内政，一俟稍有成效，则可向各国提议，改订公平之条约，彼时各国将必助其达此目的也。殊如中日间悬而未决之廿一条问题，现虽未废，但无永久存在之必要，是在华人之能否努力以为断。为今之计，孙氏须尊重各国之意见，先谋国内之统一，然后再行确立对外政策。总之，外交之要素，首在扩充国力，俾能与各国协调，致益于世界，则各国对其同等之任何国家，必以公平态度之平等精神，相与交际，而国际间之真正和平，亦可随之而实现云。”此说貌似言之有理，实则居心叵测，将不平等条约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作为旁观者还情有可原，作为当事人，就颇有些强盗逻辑的味道了。
日系报纸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赤化倾向尤其充满戒心敌意。《顺天时报》发表社评称：
孙氏富于理想，为国效力，能使国家骎骎日上，此盖为国民仰瞻之焦点也。孙氏所唱之大亚细亚民族主义，不平等条约撤废主义，皆无不可。国民宜促其始终一贯努力于理想之实现，此即使孙氏以其所长贡献于国家之道，抑亦使国民增其钦仰之原因也。虽然，理想家非实行家也，实行家既不能同时为理想家，理想家亦不能同时为实行家。盖理想家之抱负，在现代环境之下，往往难于实现，惟期之于将来而已，故欲迫理想家以实行，不可也。……又孙氏所主张之大亚细亚民族主义，或不平等条约撤废主义，虽不外孙氏之高调的理想，然若为此等理想之实现起见，与俄国共产主义者取一致之行动，或倚俄国共产政府之后援，结果恐反使理想不能实现而已。兹吾人之所以对于此点特为注意者，盖恐孙氏入京以后，过激主义者将实行跳梁，且恐利用之为赤化之宣传故也。要之，欢迎孙氏者，宜洞悉所以欢迎之理由，俾孙氏得发挥其真面目耳。
对孙中山的联俄赤化抱有敌意的不只日本一国，《香港华字日报》再度扮演了相关信息散布者的角色。该报所载《孙中山北上运动之步骤》称：
中国虽挂民治招牌，实则为军治，而操纵军人者，实为北京东交民巷之外人，此稍谙中国内情者，当无不知也。故有人谓军阀为太上总统，尚有外人作太太上总统。年来内乱，实无不有太太上总统操纵于其间。中山对此，亦深知灼见，且确知北京势力，新转移于亲日派之手中，则此后欲在中央得志，自不能不先向日本人拉拢。又苦于从前高挂打倒帝国主义招牌，而以帝国主义高临中国，当无如日本者，中山虽空挂招牌，并未做事。但日人因此一点，对于中山当然无好感，故党人咸劝中山赴日一行，亲自向日本朝野，解释国民党所称打倒帝国主义，系专指某某两国，若日本则同种同洲，自在例外。并闻订有一种密约，乞日人助其在中央活动，而公然认日本在东三省之地位，为势已固定（详文见日本英文《告知报》），是明明断送东三省于日本也。东三省为我国领土之一部，现仍属我国主权，有我国官吏在，何能与其他之割地比，利令智昏，不惜丧权祸国，较诸曹汝霖、陆宗舆尤为胆大而手段辣，顾仍高倡打倒帝国主义，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
在日既定密约后，即回天津，与段系争胜负。段之左右，固多亲日派者，但究不及中山之热烈，故日人现颇不左右袒，任其自生变化。孙之计划，现决与奉张联合，及希图勾结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等，藉以倒段，故嗾令党徒，开始向段攻击，反对善后会议，力吹国民会议。因现在真正国民，尚老老实实，教书者教书，工作者工作，耕田者耕田，尚未能实行主人翁职权，而一部分暴徒，则可冒牌抢夺，二个人一个会议，三个人一个团体，都起来纷争代表权，此乃民党暴徒之长技。且现国中政党未发达，只有一以国民党为外表，共产党为灵魂之中山党徒，在国中颇有捣乱之力，东嘈西搅，自信在国民会议中，必将占有多数势力，尽可假借民意以倒段。此一着现已加紧进行，试观广州报纸，连篇累幅，无非关此问题。连某某等校之女生，原不知政府为何物，居然振振有词，真好看煞人也。如争不得国民会议，或在国民会议失败时，则实行利用胡、冯以倒段；如仍不得逞，则利用共产党运动北方工人，及失业游民兵士，希图突取北京，宣布共产，希望藉苏俄助力，在北京巩固其地位。查北京现在失业贫民日增，而长辛店工人数千，团体尤极坚固，颇有新思想，颇易于利用，以为俄国革命之成功，亦不过如是，平昔饱受共产党催眠，故欲效之。人谓共产党失败，断不知若辈固认为极有把握。现谭平山等不日即入京实行运动。北京俄人尤多，假以时日，则孙党在粤之成绩，或竟出老段意料之外，由广州移到北京未可知也（段祺瑞语东方通讯社记者谓：逆料中山未必以行于广州者移到北京）。然变化至是，全国将不可收拾矣。
孙中山自身实力有限，又欲有所作为，而不受任何一方掌控，对外要在列强与苏俄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对内要利用各种机会与各种势力合作以打击当前主要之敌，同时也要协调党内各派以及南方各种势力的分歧，其相关的言论行事，不宜单纯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加以评判。孙中山的友人山田纯三郎回答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关于孙“赤化”的传闻道：“我跟随孙先生很多年，所以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国共合作，发表跟越飞的宣言时，孙先生都曾经遭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和忠告。但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获得真正的独立。苏联是最先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中国要跟任何尊重她的独立的国家做朋友。但是，中国有中国的文化，她应该走她自己的道路。信赖我，没有独立的中国和独立的亚洲，亚洲便不会有和平。亚洲没有和平，世界便不会有和平。而为了求取亚洲的和平，日本跟中国必须合作，孙先生经常这样说。”后来吉田茂派山田事务官拜访孙中山，后者表示劳动主义、共产主义归根结底显然为中国国情所不容。
国民党要人卢师谛回答来访的记者关于孙中山之真正态度的提问所作的答复，很可以体现孙中山的基本态度：
关于国民党之主张者。谓：国民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山殊希望其实现。此次北上，除拟赞助段执政救国外，即以宣传三民五权主义为目的，盖深望国民会议之实现，而对该党主义予以采纳也。……一年来本党之敌派，每利用本党之亲俄政策，诬本党为抛弃三民五权主义，而采取共产主义，且谓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亦足以证明国民党之改换主义。此种谣言，余可为简要之声明：
（一）亲俄系本党外交政策，若以亲俄而即目为采取共产主义，则与俄国订立国际条约，而承认其地位之国家，均可称之为共产化，岂不笑话。况共产主义之绝对不适用于我国，孙中山已于俄国越飞来华时，已郑重表示之。至表同情于共产主义之青年所以加入国民党，乃系列宁在世时之主张。盖列宁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亦谓中国之民情，不适用共产主义，故指导彼等，使投入中国国民党，而奉行国民党之主义。在国民党主义，亦视为必要之举。故少数共产派今虽相继加入本党，而加本党后，即均须服从本党之主义，而本党则决无舍己以从人之事。故因彼等少数人之投入本党，而误认本党为可以一旦牺牲数十年苦心经营之三民五权主义，稍具常识者，当不之信。况本党近一年间，因外界之谣言，而更奋力于三民五权之宣传，计本年本党宣传部所编三民五权之宣传品，不下数十种，传布于海内外者，达一百万册以上，此亦为有目者之公睹云云。
鉴古而知今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给予今人很多的历史启示。近数百年来，人类社会处于欧洲中心的笼罩之下，各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法则，主要和基本是按照欧洲发生演化的方式准则加以演绎。在欧洲中心的强势之下，其他多元性的文化，只能被动适应或主动求变，才能免于衰退灭亡。大凡经过所谓现代化的后发展民族及国家，其实只是欧洲文化的一种变异，很难保持其固有文化的本来形态和主旨。
诚如孙中山所说，近代欧洲文化是以霸道为基本内核，这体现于相辅相成的两方面，其一，遵行丛林法则。动物性的丛林法则主张占地，所划分的势力范围，必须凭借武力强权来夺取和捍卫，与社会性的以文化化人截然相反。其二，根源于基督教的一元化思维。按其逻辑，必须将人类同一或同质化。二者相加，即使从物种多样性的角度，也不可取。长此以往，势必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趋缓甚至倒退。虽然欧洲自有其道德，虽然欧洲中心还未从巅峰跌落，但已显出疲态。欧洲中心的世界文化格局，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但也带来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而且至今非但无法解决世界动乱、平等和富裕的问题，甚至出现动荡和冲突愈演愈烈之势。如何用多元文化重构世界格局，成为今日人类面临的巨大考验。而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是目前保存的文化物种当中少数可能的重要选项。国际秩序的重构越是加入多元要素，越有可能呈现与今不同的形态和趋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一度令欧洲科学功利文化永远美好的神话破灭，出现了一股崇尚东方文化的潮流。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与此合拍。很少宗教终极关怀的中国，道德成为最重要的精神和社会支柱。王道的基础是仁义道德，仁义道德的依据是伦理社会，承认人人并非一律，人与人的亲疏远近关系确定彼此的身份地位以及行事方式，并且由己及人地注重个体及其相互联系。只是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乾坤颠倒，国人越来越缺乏文化自信，将传统与创新截然对立，一味强调不破不立，全盘西化实际上大行其道。经学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道德的缺失，令全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近代侵华列强当中，地理接近的日、俄对中国的领土要求最为强烈，因而历来被识者认定为心腹之患，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借彼此之力相互制衡，成为重要选项，晚清以来的联日与联俄，本质上就是倚重一方以制约另一方。如果真的一面倒，势必造成严重侵害。孙中山借力平衡，试图与日、俄联盟打破列强的霸权，同时又让日、俄两国相互牵制，策略上确有可行性。只是前提必须争取日本政府的同意，至少在当时，难以奏效。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效法西洋，殖民东亚，所谓脱亚入欧，其实就是模仿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将东亚逐渐纳入自己的版图，进而与欧美列强争胜。所以非但不肯放弃东亚的既得利益，而且视为生命线和立国之本。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很难将彼此利害冲突的亚洲各国用同种的观念协调统一起来，反而有可能模糊差异，掩盖矛盾。后来日本侵占中国和南洋，以及建立日伪政权，都是打着大亚洲主义的旗号，进一步强化了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负面判断。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为一衣带水的近邻，近代以来，一大一强，合则两利，斗则两害。可惜中日始终未能找到和睦相处、互利共赢之道，反而近邻变成宿敌。近代欧洲历史上长期争斗不已的世仇，大都很难完全凭借武力征服对方，最终还是要回到妥协共存之道。况且，中日双方的冲突争斗，往往会有第三方渔翁得利，因而不仅为他方所乐见，而且背后总少不了挑拨离间和坐收渔利之人。
就此而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不仅大体不错，而且极具洞见和远见。问题是，孙中山寄希望于日本国民来影响日本政府，事实证明很少现实的可能性。明治维新后，日本国民的国家认同度越来越高，即使有过与政府不合的情形，也不占主流和主导。孙中山在演讲最后提出的日本民族“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的问题，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答案显然是令人失望的。
寄望于民间，对日本而言非但不切实际，而且免不了发生负面作用。为了争取日本在野人士的支持，孙中山对于坚决维护日本在华利益的社会贤达有所妥协。11月25、26日，孙中山在神户与头山满长谈。后者问：“您所说的废除旧条约，是否可以解释为收回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具体说来是包括收回旅顺、大连的意思呢？”并且明确表示：“即使将来中国国情有了大的变化，再不必担心受任何其他国家侵害的情况下，我国的大多数国民也不能例外地就轻易答应立即归还（满蒙）的要求。”对此孙中山声言，只希望日本带头帮助中国实现关税独立和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而没有考虑收回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我所说的是废除一般的旧条约，没有考虑收回旅顺、大连。香港、澳门也是这样。……旅顺、大连问题，如果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扩大其势力的话，就会出问题；但像现在这样维持原有势力的话，还不致于发生问题。”
这样的考虑，固然基于现实的可能，但也的确容易令人误会孙中山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交易，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尤其是像“二十一条”这样臭名昭著的条约，孙中山的态度仍然有些暧昧。12月1日，在门司登船采访的新闻记者提问：“先生要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日本所希望的是废除那几种条约呢？”
孙中山的回答是：“如海关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要来收回我们固有的权利。”
记者进而明确问道：“先生对于日本同中国所立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孙中山答称：“所有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条的要求，二十一条的要求，也当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国的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若美国对于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然是不情愿的。既是自己不情愿，拿出恕道心和公平的主张出来，当然不可以己所不情愿的要求来加之于中国。你们日本便应该首先提倡改良。”又表示：“予第一目的，在欲废除十三国对华之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国成真正大一统之国家。则治外法权及关税各节问题，均可一一解决。而所谓二十一条问题，此际日人宜反省之。”作为整顿内政的前提废约，如果都要等列强自我反省和改良，势必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然，孙中山并非对日本朝野的禀性毫无认识。12月20日，他在天津寓所病榻上接见负责联络冯玉祥并决心赴日的马伯援，嘱咐道：“你一定要去日本，可注意日本外交，彼国政治家眼光太近，且能说不能行，不似俄国之先行后说。日本的朝野，近对吾党非常轻视，以吾人未得政权……日本是帮助段祺瑞的。”并要其尽量办好对日外交。可以说，孙中山心知肚明日本朝野绝不肯放弃列强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权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多少也有些无可奈何。
其实，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胡汉民撰文论述《“民报”之六大主义》，第五条就是“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之所以特别揭出，是因为中日两国国际问题犹未解决。“日本所筹以对待中国者，其全体之意思不可具晓，而以吾人所知，则有二派：其一曰侵掠主义，二曰吸收主义。第一派主之者无几人，其政策亦过于武断，且贻外交之憎忌，无势力也，故二派中以吸收派为占优势。然曰吸收，则显非平等相交之道，以支那四百兆之大民族，其间岂无自觉者？睹此主义之不诚，必以其不愿下人者，而深怀猜忌，如是两国国民将不可合。盖凡国交际，智取术驭，不可长也。中国人士对待日本者，亦向分排日、亲日两派。排日非大势所宜，我之不能排日，犹日之不能排我；而亲日者徒企人之我保，而无实力以盾其后，亦非吾人所取也。吾人所谓两国国民的结合，则为两方之交谊，为中国者，讲求实力，以保其对等之资格，使交际间自无所屈辱；而日本亦当泯厥雄心，推诚相与。盖非如我国亲日者之言，而日本吸收派之论，亦无所用之耳。”
今日的世界，早已不是往昔的格局，但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仍然考验着中日两国的政府和国民。中日两国如果不能找到互利共赢的生存之道，东亚的繁荣乃至世界和平，都将受到严重影响。这也是作为理想家的孙中山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主张，其实只是具有常人常态所不及的前瞻性，所以百年之后大都一一付诸现实的根本所在。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桑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本文摘自该书第八章，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