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专稿|对创建资本市场的第一次推动 ——专访张劲夫

《联办魂》编辑部/文  

2015年08月06日 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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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内刊《联办魂》最近重新刊发当年的采访,以表达联办人对老领导劲夫同志深深的悼念。

关于新时期中国证券市场的缘起,众说不一:有人追溯到1981年首次恢复发行国库券,也有人提1983年深圳“宝安”、1985年北京“天桥”和上海“小飞乐”发行股票,还有人从1988年国库券流通试点算起,更多人则以1990年末“两所一网”运行作标志。总之,包括“权威”年鉴和教科书在内的公开出版物,几乎无一例外“忽略”了一件事——1988年11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了一个会;同月29日,《关于听取证券交易所研讨情况汇报的会议纪要》([1988]21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参阅文件”)由张劲夫批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发,分送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以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为己任的“联办”,就是根据那次中南海汇报会的精神,于1989年3月15日成立。其前身,是此会召开之前两个月组成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该小组进中南海汇报“证券交易所研讨情况”,正是应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之邀;它呈报给最高决策层的那份汇报材料,题为《中国证券市场创办和管理的设想》,刚刚脱稿不过两个星期。中南海汇报会的与会者,除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各成员之外,还有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主管部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学院及几家金融机构的负责人。时任中顾委常委兼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的张劲夫,和已故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是会议共同主持人。

1998年秋天,值此中南海汇报会10周年之际,《联办魂》采访了85岁高龄的劲夫同志。

(图1,张劲夫参加发展中国证券市场座谈会,前排左6(居中者)为张劲夫)

在1988年那个时候,创建资本市场已经被提到了改革的日程上

如今已年逾耄耋的张老,虽腿脚不大灵便,但依然精神矍铄,记忆力惊人。

劲夫同志谈到,1988年,中国改革到了一个关口。“物价闯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和“抢购风”,农业、工业和商业,都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中央决定,准备花三年时间搞治理整顿。虽说还在讲深化改革,可改什么、怎么改?当时,中央归纳出四个方面的问题,要研究,要进一步试,进一步改革:一个是企业制度,到底该怎么看股份制、该不该推广股份制?另两个题目,是有关宏观调控方面的。第四个就是建立资本市场这件事。前三个方面,经过十年的改革,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大家比较熟悉。在围绕这些题目的研讨当中,除了股份制的问题以外,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有关股票、交易所的事情,资本市场的事情,要复杂得多。所以研讨一直没有搞起来。巧得很,正在这个时候,那份关于创办证券市场的“设想”,拿到财经领导小组来了。“所以中央委托依林同志和我,把这个研究小组请到中南海来,做一次汇报”。

这番回忆令人不由联想到:“资本市场”概念,十年前不是还属于意识形态的“禁区”吗?

对此,劲夫同志这样解释: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市场经济,讲计划为主,市场调节。资本是经济运行当中的客观事物,是基本的生产要素,也就应该是市场调节的对象。怎么能没有资本市场?当然,当时这只在内部研究,没有公开讨论。后来公开讲,就叫“长期资金市场”,说的是一件事嘛。一直到小平同志讲话,不要再纠缠“姓社姓资”了,这才给资本市场正了名。

接着,张老意味深长地说,考虑问题周到一些、谨慎一些,是必要的。但是这不应该束缚我们的思想,不应该变成改革的绊脚石,更不应该妨碍我们正视现实。

领导经济建设比领导革命战争更复杂,更要遵循客观规律和依靠专家

劲夫同志是安徽肥东人,20岁在上海参加革命,后来在新四军和华东长期做军队政治工作。1949年杭州解放,被任命为副市长。他是中共党内较早涉足财经管理事务的领导人之一,早在抗战初期就曾担任鄂豫皖区民运部长。建国后的前十几年,他相继在浙江省、华东大区和国务院担任财经及工业部门领导职务;1975年以后,历任财政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国务委员和国家经委主任;1987年新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又以中顾委常委身份兼任秘书长。

和中央财经口其他领导人相比,劲夫同志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经历,这就是在五六十年代,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兼国家科委主任。领导财经工作和科技工作的长期经历,使劲夫同志享有“务实”、“稳健”的声誉,并结识了一大批经济学家、科学家和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1987年主持财经小组日常工作前后,劲夫同志对国企改革,特别是股份制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这期间,他常与蒋一苇等一批经济学家交换意见。

采访中,张老谈到,过去打仗要研究客观情况、学习先进技术战术,要依靠军事专家。今天搞建设、搞改革,特别是要把我们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计划体制,通过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更需要遵循客观规律、更需要依靠经济专家。在经济建设和改革的过程里,专家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谈到这儿,他话锋一转,提起十年前那个会。

劲夫同志说,那份汇报材料,是几个年轻同志主动提出来,后来各个主管部门也参加了。这几位年轻人,都念过金融和证券方面的书,有的还在国外的交易所里工作过,懂得市场,有实践经验。那份材料搞得不错,注意把国外经验同国情相结合,考虑是周到的。虽然对一些老同志来说,这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新课题,马上具体做起来,当时条件还不充分。但从根本上看,它切合了改革开放全局的需要、长期的需要。而且这种做法很好:先搞设计,不盲目上。所以在会上就定了调子:要“紧锣密鼓”地搞研究设计。这就离不开专家了嘛。

(图2,刘鸿儒、周小川、张晓彬、张劲夫参加联办5周年活动)

现在回头看,“民间发起,政府支持”,是明智的选择

10年前那次会议的原始记录显示,这个名为“听取证券交易所研讨情况汇报”的会议,本身也是一次高水平的研讨会。会上的话题,涉及了证券市场筹建、运行、管理,以及有关理论认识的几乎所有方面。诸如上市公司条件,交易所设立的地点和性质,从业人员培训,银行与证券两业分离原则和证券立法,市场风险,期货交易,上市公司会计标准,税制改革,债券交易……

会议的正式“纪要”,从讨论中归纳出三点结论性意见:⑴建立证券交易所目前虽“尚不具备条件”,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将是必要的”;其前提是“首先要有一批透明度较高、信誉较好、能够上市的企业”,以及有一个“较好的经济秩序,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⑵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股份制试点”。为此要抓紧制订公司法,要使“企业的管理制度、核算制度规范化,把基础工作搞好”。⑶筹办证券交易所的研究组织工作,“看来半年至八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不要受时间的限制,允许从容地进行研究”;“请体改委牵头,劲夫同志参加,还有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的有关领导同志并吸收对这方面有研究的积极分子参加,进行认真的研究,把有关问题基本搞清楚后,适当时间提交财经领导小组讨论”。

从会议原始记录还能看到,作为会议主持人的依林同志和劲夫同志,时时用提问、提示或表态插话的方式,始终把握着会议进程。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喻提出,建立证券交易所可以有两种办法——当他刚说出“一个是等条件具备以后再搞”时,依林同志马上插话说“那不行”;接着吴明喻说“再一个是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依林同志立即表态:“我同意”。经过这番讨论,与会者就创办证券交易所的问题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劲夫同志后来把它归纳为:“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事隔10年,张老还清楚记得,会上的讨论很热烈。他说,大家作了很好的交流和探讨,最后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意见。这包括:创办交易所要同推进股份制结合起来,要采取“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方式,要依靠专家和研究借鉴海外成熟经验,要“紧锣密鼓”地抓紧研究设计,要从开始就注意解决市场监管和防范风险的问题,等等。

“这些意见,有些写进了‘纪要’,也有一些没写进去。但在随后两年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劲夫同志强调,所谓“民间发起”,既考虑了资本市场特殊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也考虑了它特殊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所谓“政府支持”,既考虑了规范、法制的要求,也考虑到政府体制、部门职能本身调整和改革的要求。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两方面协调起来。“现在看,这种做法是明智的,正确的。”张老说。

我愿意继续做一个推动资本市场健康成长的“老志愿兵”

通过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联想到会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中包括四个月后联办成立、一年后中国首次全国性证券市场调查和“两所一网”开始筹划、两年后“两所一网”运行、三年后国债市场化试点……我们深深感到,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不啻向最早投身证券市场创建事业的人们,第一次发出了无声却又明确的号令。正如劲夫同志在采访中所说:如果说在此前,建立证券市场还是一种潜在的、客观的需要的话,那么在这以后,它就开始逐步地成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进而成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了。

整整10年过去了。在这10年里,中国证券市场有了举世瞩目的进展,并且带动和促进了整个资本市场的发育。以证券市场为龙头的资本市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可缺少的基本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和经济振兴当中,日益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发挥过决定性历史作用的劲夫同志,谈起这些成就时,颇感欣慰。

但他接着说,我们在总结成绩的同时,必须更加重视汲取教训。这不仅包括我们自己的教训,也包括其他国家的教训。因为,资本市场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如何进一步搞好它的基础建设,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和限制它的消极作用,比如怎样更好地利用它来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比如怎样防范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样的风险等等问题,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准备继续付出长期的努力。

采访结束前,张老满怀深情地说,10年前,我在那个会上表过态:要(就证券市场问题)组织一支“志愿军”,进行试点;我报名做一个志愿兵。过去10年里,我的这个态度没有变;今后,我愿意继续做这样一个老志愿兵。

原载《联办魂》1998年第10期《特载》栏

·特载

寄语联办十五周年(中)

形势比人强

张劲夫 现年90岁。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财政部长,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中顾委常委。1989年为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采访时间:2004年3月4日上午10:00

联办十五年了。我已经九十岁,老了。我很高兴,联办有很多年轻人。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我现在还看你们的《证券市场周刊》和《财经》。《财经》那位女同志,胡舒立,我很佩服她。《财经》坚持真实,敢于暴露问题。我和杜老(杜润生)交换过意见,我们都支持。我们的证券市场不够规范,有些毛病,它就揭露。不揭露,问题不好解决,揭露毛病才能健康成长。我们缺少经验,要规范,就要透明,否则股民无法监督。

1988年11月,中南海会议讨论证券交易所问题。企业改革,股份制,不搞股份制是不行的。有了股份制,就有了二级市场的问题。没有证券交易所,股票就会自发在市场上买卖,那就乱了。但是,当时有些人对股份制是反对的,反对很厉害的。那时候思想还不解放,有争论。搞证券交易所,也有风险。很冒险的。但是总得有人来干。年轻人,特别是国外留学过的一些人很积极。因此我们就开会,请大家来。

怎么搞二级市场呢?姚依林和我两个人出面召集会议。姚依林是副总理,当时国务院有两个副总理,一个是姚依林,一个是万里。党内有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是组长,姚依林是副组长,我是秘书长。那时候财经领导小组很重要。在中南海中央书记处开会的地方,一个礼拜一次书记处会议,一次就是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像证券交易所这样的大事情,要开会讨论。当时主要的积极分子是些年轻人,有王波明、高西庆,他们在国外搞过这方面的事情。还有张晓彬,当时在国内。中南海会上,主要是张晓彬负责讲。讲了以后,姚依林表态,赞成搞,而且要“紧锣密鼓”,希望你们赶快设计。如果搞得太慢,会影响股票流通。那时候已经有柜台交易了,买卖股票。你不主动引导,不好。那时候我讲:我现在年纪大了,主要靠你们年轻人来搞,我当志愿兵,我参加。我不参加,你们可能就没有劲了,害怕了。姚依林表示赞成。当时他是副总理,还兼国家计委主任。我当过国务委员,后来不当了,当时就是财经小组秘书长。“联办”,就是联合设计办公室的意思,简称“联办”。

后来研究的结果,选上海、深圳两个地方,办证券交易所。原来好多人赞成在北京搞,但我们没有把握。小平同志的精神,叫“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向前走。所以北京暂时先等一等,上海是老的金融中心,深圳是特区,“特事特办”嘛,先一步搞试验,最后定了在这两个地方试办。方案搞出来以后,慢慢引导。

再就是财政部发国债,也是请联办参加,用市场办法,搞承购包销。这也是联办做的工作。第一次、第二次,一共搞了三次。后来你们又搞法人股流通试验,在工人体育场,我去看过。还有刚才说的,你们办《证券市场周刊》、《财经》杂志,都不错的。

十年前,我写文章祝贺联办成立五周年,里边有句话:创建资本市场,联办起了“尖兵、先锋”作用,带头冲锋陷阵。现在你们搞“二次创业”,我希望,要按照原来精神,好好学会和国际打交道,首先要学习,然后要规范。要按国际规则来规范,你不规范是不行的。要透明,要靠人民群众帮助我们。透明,就是靠股民帮助嘛。

现在我们国家进了WTO,要迎接挑战。我们国家有个很好的传统,叫做“形势逼人强”。参加WTO,我们缺乏经验,但是不要紧,“形势比人强”,逼出来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古国,这么长的历史,中间有好多时间,被形势所迫,中国能够继续生存、奋斗下去。我深深记得鲁迅讲过两句话:“妇人弱也,为母则强”——妇女弱,当了母亲就强起来了,为了养活子女,她可以很坚强。“孺子弱也,无父则强”——没有了父亲,小孩就强了。鲁迅并不是讲小孩子都该成为孤儿。他说的是,到了一定时候,形势逼迫你去奋斗,要坚强。我们国家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例,这是历史的经验。加入世贸组织,有好多工作要做,我们准备不够,很多事情没有经验。但是形势逼着你去做,“形势比人强”!形势逼着你,要生存、奋斗、上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