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专稿|尉健行反腐与后来者责任

《财经》主笔 马国川/文  

2015年08月09日 20:13  

本文3040字,约4分钟

在保持反腐败高压的同时,致力于制度建设,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是对尉健行等纪检监察工作前辈最好的纪念

2015年8月7日,85岁的尉健行溘然辞世。这位中纪委原书记“打老虎”的诸多往事,固然值得人们追忆和热议,但是更有意义的,还是他对于腐败产生根源的深刻思考和对铲除腐败的各种努力。他和前辈们未竟的反腐重任,有待后者来继续努力。

腐败刺痛社会神经

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巨变,许多人认同,其中最刺痛中国社会神经、引起民怨的一大顽症,正是愈演愈烈的腐败。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腐败主要体现为“官倒”靠倒卖商品调拨指标一夜暴富,那么九十年代腐败的重灾区则是贷款和土地。虽然朱镕基总理铁腕整治金融和土地腐败,揪出一大批贪官,但是残民以逞的贪官污吏们的气焰并未收敛消戢,前腐后继,络绎不绝。

加强教育于事无补,“严打”也无济于事。如果不能科学总结腐败根源,就不可能找到治理腐败的根本对策。腐败为什么会产生?中国社会曾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和追求金钱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腐败流行的罪魁祸首;另一种则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中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既认定了要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就只能容忍腐败的存在与发展。

如果按照第一种解释,制止腐败行为只能加强行政管制,最后回到计划经济;如果按照第二种解释,对腐败不必少见多怪,采取容忍态度。显然,这两种解释都不足以服人,也无助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解决腐败问题。

尉健行的反腐努力

从1992年起就担任中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在上世纪90年代既查处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等重量级人物的腐败大案,也曾派人到饭店门口“蹲点”,拍下轿车牌子予以曝光,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却没有看到腐败收敛的明显迹象。面对复杂的腐败局面,这位身负反腐败重任的中纪委书记曾通过相关调研和讨论,探寻腐败产生的根源。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推介国际经济学界提出的“寻租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只要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就会有人运用走关系、行贿等手段接近权力,并通过权力取得超额收入,这就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学家利用“寻租理论”,为改革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腐败的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由此得出结论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据知情人士说,经济学家们讨论的“寻租理论”的确曾给尉健行以启示。2000年4月,尉健行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权力不正当运用是腐败的源头”。他说,这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不少的人就是滥用行政审批权力,个人违规批土地、批贷款、批建设工程项目等,从中收取巨额贿赂,走上了犯罪道路。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重要作用。”

半年后,中共十五届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正式决议,要求“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的力度”,“从源头反腐败”的重点就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权力”。为此,中纪委要求各级政府部门继续清理行政审批项目,“可以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都要取消;可以用市场机制替代行政审批的,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要建立健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要规范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公开审批程序和结果,接受群众监督。”

中纪委的这些规定确实抓住了腐败问题的根源。为了兑现加入世贸组织协定时的承诺,2002年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清理行政审批项目,国务院65个部门共清理出各类行政审批项目达4159项,由此可见行政许可之多、之滥。更荒唐的事,甚至乡政府、县政府都在设行政许可。为在市场上摆一个摊位,公民也得跑上跑下盖十来个公章,这种手续烦琐、多头审批的行政许可制度,自然很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

中纪委的规定也得到了公众的支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曾经是那几年社会议论的热点问题,也成为“两会”讨论的热点话题。2001年国务院设立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在此后的三年里,中央分三次取消和调整了1795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的百分之四十还多。参与这项改革的人士说,当年不比现在取消行政审批的力度小。

可是,一些在审批中取得寻租利益的个人和部门千方百计进行抵制和设法回避,或者仅仅取消不重要的审批项目,或者把项目分解为多个项目,蒙混过关。

2002年11月,72岁的尉健行卸任中纪委书记。2004年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被认为“已经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随后的事实表明,“从源头上反腐败”的风头一过,许多行政审批和变相的行政审批死灰复燃,腐败继续滋生。

仍需保持反腐高压

从200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其决策初衷是为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之变,但因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未完成,这一调控的执行,客观上给结些居心不良的特殊既得利益者提供了某些“设租”的机会,有的领域腐败问题因此变得严重。

2003年底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促使经济降温。争议在于,当时宏观调控并未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常规,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间接手段为主进行总量调控,而是由一些主管部委联合发文,采用审批等行政手段,对钢铁、电解铝等“过热行业”的投资、生产活动进行直接控制。从那时起,“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就成为一些部门的指导方针。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某些领域市场化改革迟滞,有的改革甚至有倒退迹象。一些政府部门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有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遭到削弱,一些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被强化。

这些行政干预的加强,扩大了某些领域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计划经济时代常见的“跑步(部)前(钱)进”的现象在有的部门再度兴盛。有人不尊重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目的在于禁止随意设立行政许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有些握着审批权力的中央部委门庭若市。一些人以种种名义加强行政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增加行政审批的项目,以便增加“寻租”机会,某些领域的腐败活动滋生,反腐挑战巨大,相关问题清理至今未了。

在公共眼里,尉健行是一个比较自律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在公共媒体上很少看到他退休后的身影,人们也难以了解他对后来腐败有所泛滥的看法。不过,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对腐败猖獗、贿赂公行感到痛心疾首。当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没有坚持下去,也应当是尉健行那一代纪检工作者们的一大遗憾。

好在新的反腐共识正在形成,对于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深化,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始终是着力突破的一个重点。这应当是尉健行那一代纪检工作者最希望看到的反腐决心和务实行动。

当前中国反腐败高潮迭起,但是腐败根源还远没有铲除。在保持反腐败高压的同时,致力于制度建设,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是对尉健行等纪检监察工作前辈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