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巨大机遇，使得进入“后政改”期聚焦经济发展的香港也难抵御。8月初，除民间各界纷纷成立“一带一路”智库、设立投资基金、寻找概念股外，包括特首梁振英在内的一众特区政府高官，也在近期于不同场合对“一带一路”给香港带来的机遇做出表态。
8月10日公开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接受新华社访谈文稿中，除重申香港“超级联系人”的定位，亦有“应发展总部经济”、“企业走出去”等新鲜提法。且不止于贸易物流、金融、旅游、专业服务等传统优势产业，“即使是少为人知的农业，香港企业在内地已有一定的规模、经验和市场，如想去其他国家发展，企业总部和‘大脑’在香港，对经济发展也有帮助。”梁振英称。
就“超级联系人”角色本身而言，署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则在8月5日出席“‘一带一路’与香港的机遇”论坛时称，特区政府已提出“五通”政策，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在此基础上，她又提出香港可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集资融资平台、商贸物流促进平台、高端专业服务平台、多元旅游平台和新兴产业平台。
此“五个平台”论与有“香港财爷”之称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此前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他还进一步指出了香港在推进“一带一路”策略时的“三原则”：遵从市场运作、追求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及一视同仁。事实上，自回归以来，与“五大平台”类似的“四大产业”等提法，在香港已屡见不鲜。
但因新兴产业受制于成本高企难有太大起色、旅游业因汇率及暴力“反水客”游行增幅大幅下滑等现实条件制约，香港目前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被看好的角色，仍是其金融服务业。
就提升香港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力而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近日透露了一些“干货”：香港拟在下个立法年度提出修订《税务条例》，希望藉此吸引内地企业赴港设立财资中心及专属自保保险公司，促进香港成为亚洲区域内的企业财资中心。
究其意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黄友嘉曾向《财经》记者表示，通过专属自保保险业务（Captive Insurance），内地企业将可享受规模经济的优势并减少保险费用。
如此一来，则可把向“一带一路”沿岸国家的投资风险适当分散，进一步完善其风险保障。目前为止，中广核集团及中海油均已在香港设立相关公司。
而作为传统的人民币离岸资金池，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发挥其金融中心的作用，是备受各方关注的话题——目前中国内地的境外投资有六成是投放在香港或者通过其流向世界其他地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目前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和业务操作能力，大有潜力发展成为“一带一路”的主要集资融资平台。
以“伊斯兰债券”为例，“一带一路”涵盖不少伊斯兰国家，港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伊斯兰债券市场，为此在法律框架及市场推广上作出了一定的改善及努力，这一产业已渐成为香港金融市场的新动力。
但香港的尴尬在于，除谈及自身的重要制度优势、自由度高、资讯发达、人员进出方便、融资配套环境好等话题外，对具体采取哪些措施，从政府到业界，仍未有清晰路线图。
“香港地理位置优越，从货物贸易转口、到金融货币转口，再到文化传递，都是重要的支点，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可以对香港经济发注入新的动力。”BBC中文网曾报道称，但“（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战略行为，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主权国家信用为保证的投融资行为，与全世界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沿路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内地的众多省市都在积极争取登上这一快车。香港的支持或不支持，无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香港金融中心应定位在顺势而为，而不是舍我其谁。”
“有些人可能认为香港在推动一带一路融资方面有优势。其实深圳在向新疆等地的资本流动已出现加速，这一方面源自深圳一直在进行援疆建设，寻求与之相关的投资项目顺理成章；另一方面，深圳目前可动用的资金总量不亚于香港，且在统一的人民币市场之内，在某些领域的资金利息率甚至要低于香港。”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研究员王玉清告诉《财经》记者。
“因此，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香港没有任何立竿见影的优势，必须积极推动制度建设和调整。香港最应做的是以自身传统优势作为基础行动起来，在一些领域里做到只有香港能做或者成本最低，才有可能把握住机遇。”王玉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