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马国川:面对经济困境,中国需要“B计划”吗?

《财经》主笔 马国川/文     

2015年09月01日 13:00  

本文2570字,约4分钟

最根本的还是加快推进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只有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问题。舍此,别无他途。

8月31日,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先生接受FT中文网采访,提出“中国需要思考一个‘B计划’”,以应对当前的经济困境。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国真的需要“B计划”吗?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今天的经济困境有多大?目前中国出口下滑,消费没有新亮点,投资也乏力,GDP增速下滑:2011-2014年,GDP增速分别是9.2%、7.8%、7.7%、7.4%;今年一季度、二季度进一步降至7.0%。但是GDP增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保就业、保民生,而保就业、保民生不是靠增加投资就能做好的。

事实上,在GDP增速下滑的同时,就业情况却表现良好。今年1~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8%。人们普遍担心的地方债务问题,正在通过债券置换得到缓解。至于近期急剧动荡的中国股市,诚如马丁•沃尔夫先生所说,它“和中国经济已经或即将发生的问题之间并不存在紧密的关联”,“股市对中国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即便在西方国家,股市往往也不能完全反映出国家经济的实际状况。”

因此,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着风险,但是现在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只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阻塞漏洞,防止风险积累,加上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就能够避免出现“硬着陆”。

其次,造成当前经济困境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当前的减速不是周期性的,而是趋势性的,造成这种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实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采用政府主导的方式,用大规模投资拉动GDP高速度增长,结果造成中国经济内部严重结构失衡:投资比重过大,消费需求不足。2008-2010年期间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促成的大规模投资扩张,使结构失衡凸显出来,产能过剩日趋严重,增长乏力。

其实,中国政府很早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由于存在着政府仍然主导着经济资源的配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受到抑制等“体制性障碍”,因此发展方式转变难以取得进展,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社会层面表现为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层面表现为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愈来愈严重,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

正是在清醒认识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前提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为此,《决定》提出的336项具体改革项目中,一半以上都是围绕着市场体系部署的。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中国经济的“A计划”,关系到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繁荣。它既是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的正确选择,也是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治本之策。

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抓紧实施“A计划”,全面推进《决定》作出的战略部署。假如脱离新一轮改革的行动纲领和路线图,另行制订和实施“B计划”,不但近两年的改革努力付诸东流,而且将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带来更大的困难。

当然,马丁•沃尔夫先生也指出,“不能停止现有的改革进程,这关系到中国未来30-40年的繁荣”。可是,过去的事实一再说明,一旦将注意力转到当前的经济困难,就很容易使改革措施搁浅,重回依靠投资拉动的老路。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强调,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可是从当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主管部委采用审批等行政手段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投资、生产活动进行控制。从那时起,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和控制。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这与《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精神完全背离,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

事实上,近两年面对经济困难,一直存在着要求继续采取强刺激老办法的呼声。这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困难时周期性问题,因此主张采取强刺激政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保持比较高的GDP增长率。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中国的优势就是拥有强大的政府,完全可以依靠投资维持十年、二十年8%以上的高增长率。

采取这种办法诚然能够在短期内拉升增长率,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效率不高这个根本性问题。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1979-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率达到3.72%,而2008-2012年则下降到2.21%。也就是说,最近几年代表效率改善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出现了恶化的态势,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因此出现明显的下降。如果采取不顾后果的短期政策进行刺激,无异于饮鸩止渴,将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后果。而且由于不断刺激,必将妨碍效率提高、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导致杠杆率进一步提高,进一步积累系统性风险。

过去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下,中国经济积累起来很多实际的困难。现在要推进改革,就要直面这些现实困难,妥善加以处理,不可能“绕着红灯走”。这就需要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不动摇,“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同时以巨大的智慧和技巧,包括马丁•沃尔夫先生提出的“新的工具、新的杠杆和适当的政府债券市场”,以化解潜在的经济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总之,最根本的还是加快推进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只有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问题。舍此,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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