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运动改革目标直指时弊，以期化解当时横行的政治腐败、公司霸权、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社会积弊，进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其首要着眼点是消除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中的垄断与弊端，促进社会公正，保障经济自由。
虽然关于进步时代的历史评判仍无定论，但进步时代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进而改变了美国社会，相对成功地适应了社会、经济变迁。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美国人有效地应对了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从而走向“进步”
进步时代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一个关键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既是美国人的绝望之冬，亦是希望之春。美国在此期间遭遇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政治上，行政效率低下，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偷盗欺诈、内部人交易等形形色色的丑闻屡见不鲜；经济上，大企业绑架国家，市场秩序混乱；与此同时，自然资源遭到掠夺式开发利用，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层出不穷，火灾矿难频频发生，劳资冲突愈演愈烈……
但在经历进步时代前所未有的变革之后，美国人走向了“进步”。当下的转型中国，与进步时代的美国颇多“似曾相识”之处，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能成功应对挑战，或许能迎来属于我们的“进步时代”。
何谓进步
提起进步时代，人们就会不假思索地想到进步主义、进步（主义）运动等同根词。
进步时代，首先可被视为一段历史时期，虽然人们对其起讫节点仍存争议，有的认为起自1890年或更早，也有的认为起自1900年或稍晚；有的认为“一战”结束时的1919年是其终点，也有观点认为终于美国卷入“一战”时的1917年。
不管怎样，进步时代涵盖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是不争的共识。笔者要讨论的时间跨度，大致不超出1890年至1920年这一区间。
而之所以以“进步”命名，概因当时运动的领导者与支持者虽然看到社会的种种问题，但其意愿非常良好，相信人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相信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
同时，人们一方面惊讶于物质财富急剧扩张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困惑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反社会与非人性的影响，进而检讨他们关于美好社会和国家治理的传统信念。这些反省与检讨的理念，以及有关构筑一个更为美好民主社会的愿景，在1912年以总统选举为契机的全国性改革论战中被命名为“进步主义”。
在进步主义影响下，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诸多相互独立的改革运动，它们被统称为进步（主义）运动。
在政治领域，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改革者首先在城市层面掀起了一场改革政治与政府体制的运动，其后，这一改革分别被推进到州和联邦层级。在新闻领域，针对社会问题成堆的现状，以斯蒂芬斯、塔贝尔等为代表的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专门以揭露社会弊端为主的“黑幕揭发运动”，揭露者的触角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宗教界掀起了“社会福音运动”，鼓吹阶级合作和政府干预经济，以维护基督教的社会公正。在妇女界，1890年成立的妇女俱乐部大同盟引导妇女走出家庭，积极投身于争取妇女选举权、纯净食品、保护女工和童工等活动。
进步运动虽名为“运动”，并没有统一的思想体系和纲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它被广泛视为一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各社会阶层广泛参与、政府积极响应的全国性改革浪潮。其改革目标直指时弊，以期化解当时横行的公司霸权、政治腐败、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社会积弊，进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其首要着眼点是消除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中的垄断与弊端，促进社会公正，保障经济自由。要言之，进步主义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国家治理转型、社会价值体系重建和经济秩序重构的改革运动。
冲破阻碍
内战之后，美国经济发展迅猛，至19世纪末，俨然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号称“拥有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庞大的经济权力”。对于准备迈入新世纪的美国人来说，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地方，未来只可能是不断进步的希望。然而，在通往进步的路上，却横亘着几只“大老虎”。
政治上的“大老虎”是腐败横行。在公认是美国“史上最腐败的八年”里，位于官场金字塔最顶端的格兰特总统与第一夫人，对腐败有着惊人的宽容。当总统秘书巴布科克在著名的“威士忌酒帮”逃税丑闻中狼狈不堪时，格兰特竟出具了一份赞扬巴布科克诚实品格的证词。而第一夫人则认为，总统对国家的贡献理应使他们的小家庭享受“体面”生活，而“体面”生活当然离不开有钱商人的“昂贵献礼”。
经济上的“大老虎”，是财富绑架国家。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财富集中与经济垄断，几乎所有工业领域都被摩根等少数几家大公司所控制。吊诡的是，当国家陷入危机，垄断大公司竟成为人们摆脱危机的希冀。1893年，时任总统克利夫兰不得不请求摩根集团帮助维持国家的黄金储备。1907年，当国家面临金融危机时，摩根甚至建议由摩根集团来拯救国家。
在政治建设方面，进步人士确立了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制度，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首先是改革文官制度，于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推行“功绩制”，打破了“政党分肥”的局面，有效地防止了各种腐败现象。改革派将公务员制度改革看作是一种提高行政质量的努力，在他们看来，当政府的功能大幅增长而变得更重要更复杂的时候，在政府中任职的人，不仅被要求诚实，同时也要被训练得更有能力和知识。
其次是改革选举制度，扩大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加强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比如1913年宪法第17条修正案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国会参议员由各州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改变了过去国会参议员由各州州议员选举产生的旧制；1920年，宪法第19条修正案通过，大多数女性获得了投票权。
再次是进行市政改革，洗刷“城市之耻”。城市政府是政治腐败盛行的重灾区，要求市政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改革的核心是改革市政领导体制，即将传统的“弱市长型”市长－议会制度变革为“强市长型”市长－议会制度、城市委员会制或城市经理制，从而使市政摆脱党派操纵的命运。
最后是强化政府功能，催生了现代“行政国家”“福利国家”和“监管国家”。“行政国家”的兴起，表现为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政府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职能。随着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等强势总统出现，联邦政府被普遍看作为公众谋福利的有效机构。此外，联邦政府开始建立大规模的独立监管机构来实现对商业和社会的监管，使得美国从消极的守夜型国家变身为积极的监管国家。
在经济建设方面，进步人士通过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政府的经济控制力，有效地治理了市场失范问题。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大企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出现了许多垄断组织，它们滥用垄断特权、恣意妄为、巧取豪夺，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为反对公司霸权及与之相伴生的金钱政治，美国人开始反思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认为政府不能任由垄断企业自由扩张，而是应对其进行有效管控。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西部各州相继制定管理铁路、打击托拉斯的法令。1887年国会设立州际商务委员会管理铁路，1890年国会又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有效地规范了大公司与社会利益的关系。
走向希望
进步时代的遗产至今仍受推崇，虽然那是一个问题迭出的时代，但美国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每一次问题的出现，都触发一场改革，推动了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来临。其进步的背后有着诸多耐人寻味之处。
一个无法达成共识的社会，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进步时代是一个价值观念分化的时代，更是一个利益分化与冲突的时代。能否在多元的价值冲突与利益冲突中寻求共识，考验着每一个进步人士的政治智慧。
令后来者感到庆幸的是，在进步时代，正是不同背景、阶层和职业的美国人，无论总统，抑或贫民，都能秉承其赖以立国的自由民主理念，凝练共识，最终推动了美国从“绝望之冬”到“希望之春”的和平转型。这一巨变，不仅闪耀着进步领袖们的光芒，也离不开弱势群体的合作性努力，甚至那些强势的、饱受指责的商业巨子，也用财富和智慧书写了他们的责任与使命。
没有真正的公民，就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虽则自建国以来，美国人就书写了一部以自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史，但在进步时代，能否将蜂拥进城的农民和新移民培植成具有良好公民精神、能够充当政府之合作伙伴的公民，是进步时代的又一大考验。同样令人庆幸的是，美国社会各阶层都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生活的社会出现了问题，进而展开了各种自组织活动并推动政府致力于问题的解决。比如妇女界开展的平权运动、新闻界开展的黑幕揭发运动、宗教界开展的社会福音运动等，不仅提升了公民的自治能力，也开辟了更广泛的社会自治形式。
回望进步时代，最为重要的大考验，是能否恰当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美国人自建国以来，骨子里就弥漫着浓郁的反国家主义传统。他们警惕政府，担心公权力被滥用，他们相信，只有当个人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才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他们也相信，个人生活条件恶化，是因为个人性格或自然法则使然，无关经济或者社会的不公平。因此，人民生活状况的任何改善，都应诉诸个人努力，而不应依赖于政府干预。
但是，人们吃惊地发现，对他们所珍视的自由民主理念构成威胁的，竟然不是政府，而是垄断大公司。为了捍卫自由民主，必须遏制垄断大公司这头巨兽。能够遏制这一巨兽的，唯有联邦政府，由此，人们不得不改变以前消极的国家观，普遍接受政府有责任规范经济使财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观点，从而走出了自觉依靠政府权力来遏制资本垄断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