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进步时代的启示:一场改变美国的火灾

颜昌武 / 文  

2015年09月09日 16:34  

本文4018字,约6分钟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通常以该国弱者的生存状况为衡量尺度。进步时代的美国人打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规则,转而倾听妇女、儿童、劳工、移民等社会底层的呼声,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最终得以跻身现代文明国家行列。

2014年3月25日,纽约中央劳工联盟在曼哈顿举办“三角衣厂大火103周年纪念会”,数百民众聚集在衣厂大楼旧址,悼念在那场大火中死难的146名工人,呼吁重视劳工权益,不要让悲剧重演。

出席集会的市议会议长马丽桃(Melissa Mark-Viverito)表示,这146位移民工人的牺牲,应唤起所有人的责任心,政府更应积极为工人争取权益,确保工人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人们为何要悼念这起百年前的大火?它何以被称为“改变美国的大火灾”?

另一半人

1894 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各大国之首,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洛克菲勒、卡耐基、摩根等大财阀云集华尔街,他们均富可敌国。与此同时,“这个最伟大的国家正在缓慢地爬行到人道主义行进队伍的排尾”,那些被上流社会视为“另一半人”的底层民众,在拥挤、肮脏、混乱的贫民窟中度日如年,缺衣少食、打架斗殴、事故频仍、疾病缠身,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关键词。

垄断大公司的滋长与政府的无所作为,是“另一半人”万劫不复的根源。在代表新型生产方式的垄断大公司面前,工人、农民和移民们沦为软弱无力的受剥夺者,不得不在血汗工厂卖命。大多数人每天工作长达10个至12个小时,1900年的一项数据表明,全美70%的产业工人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

超长的工作时间却换来超低的工资报酬。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中等城市的五口之家,每年大约需要600美元维持生存。大多数家庭只能获得400美元至500美元的年收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富人的奢靡生活。1900年,美国2%的富人占据着全国60%的财富。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的儿孙们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相邻的七个街区里建起七幢欧式古典风格的官邸和城堡,总价值约1200万美元。贫富的巨大反差,滋生了底层社会的仇富情绪。

工人们的居住条件惨不忍睹,但更惨的是他们的工作环境,这就不能不提及篇首所说的“三角衣厂”特大火灾。

三角衣厂位于纽约阿许大楼的8层至10层,拥有500多名工人。其中大多是青年女工,又多是怀揣移民梦刚踏入美洲大陆的欧洲女孩。她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每周的工钱为3美元至15美元不等。

1911年3月25日下午4时左右,8层的剪裁车间里,约有130名女工正排队领取本周的薪水。9层的缝纫车间,几百名车衣工正在领取自己的手袋。为证明自己没有夹带车间的公物,她们排着长队等候工头检查。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点燃了阿许大楼的8层,迅速蔓延到整个工厂。女工们惊慌失措地冲向楼梯,却无法打开反锁着的铁门。这些铁门原本是老板防止她们借上厕所而“偷懒”的装置,现在却成了夺命门。她们设法逃到防火梯上,年久失修的梯子也无法帮助众人逃生。一些绝望的工人不得不从20多米高的楼上跳下。最终,大火夺走了146人的生命。

一位工会领袖悲愤地说:“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女孩子被活活烧死。每年我们都有几千人被这样摧残!”事实上,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美国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让人见怪不怪,职业病流行与工伤事故频发,早已如同家常便饭。

弱者的抗争

有社会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就能上升到政府议事日程。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有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议程设置成为权力更为重要的一面。

为维护和争取自身基本权益,工人们发起罢工,但遭遇政府与资本的联合压制。在1933年之前,工人们虽然可以凭借结社自由的权利组织工会,但没有法律规定资方必须承认工会的代表权和谈判权。在此情形下,劳资双方各不相让,都采取了极端的对抗手段,大有一触即发、你死我活之势。工人们通常选择暴力抗争等非法手段,资本家选择的手段则包括雇用私人卫队镇压、分化瓦解劳工组织、大量雇用代工者等。

1897年12月,宾州警察开枪射杀19名手无寸铁的示威矿工,受害者都是来自东欧的移民;1914年4月,科罗拉多州煤矿工人大罢工,多名矿工及家属被资方射杀,包括11名儿童;1920年,在西弗吉尼亚州马特维煤矿的工会组织过程中,资方杀害12名工人,5000名煤矿工人不久后拿起枪占领当地县城,随即与数千警察及护矿队展开枪战。最后,联邦政府调动军队才驱散武装工人。

尽管资本与政府一再联手压制,但工人们一有机会仍会不停地抗争。1909年11月,三角衣厂的工人们为抗议资方开除工会会员走上街头。其他工厂的人们不断涌入,迅速演变成一场“两万人起义”。罢工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罢工期间,700多名工人被捕,遭到警察虐待,即便是女工,也被警察毒打。

在社会各界支持以及舆论压力下,一些工厂主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提高工资,并将每周工作时间降低到52小时。但在三角衣厂,工人们的罢工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工时没有减少,条件没有改善,防火梯没有加固,工厂仍然设在消防队救生梯无法到达的高层楼上。

这一切成为“3·25”特大火灾的源头。熊熊烈火把女工们绝望的身影深深地烙进了美国社会改革的历史之中。火灾后,纽约市沉浸在巨大的震惊和悲痛中。十天后的4月5日,工人们从各地汇聚到事发大楼前,在同一时刻发出呐喊,唤醒了纽约的良心,也震动全美。各界人士都在不断叩问:生命的价值与财富的价值相比,哪一个更重要?

为避免悲剧重演,1911年6月,纽约州政府成立了由州议员瓦格纳牵头的“纽约州工厂调查委员会”,展开为期四年的实地调查。委员们深入无数工厂和贫民窟,最终向州政府提交一份建议改善工人恶劣工作条件、要求资方加强工厂安全的报告。依据这份报告,纽约州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工人权益的法律。“3·25”火灾引发了一连串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社会改革,故称“改变了美国的大火灾”。

重建社会认同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通常以该国弱者的生存状况为衡量尺度。进步时代的美国人打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规则,转而倾听妇女、儿童、劳工、移民等社会底层的呼声,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最终得以跻身现代文明国家行列。

进步时代社会改革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如何在纷争的社会利益中重建社会认同,让强者放弃强权,让弱者放下仇恨,在危机语境下达成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在无数次抗争与反抗争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资本家,抑或工人,都逐渐意识到,唯有对话与共赢才能化解对抗与冲突。

过去,人们信奉的观念是“穷人们应该为他们所处的不幸境地负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社会应该为所有人民而运行”,“帮助管制经济和为所有人民提供保护是政府的义务”,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问题,是20世纪领袖们应该具有的智慧。

幸运的是,美国人恰好在新世纪来临时,拥有了这样一位富有智慧的领袖。1901年,老罗斯福接替遇刺身亡的麦金莱出任总统。总统深信,整个社会各阶层需要的是相互依赖,要么全体上升,要么一起沉沦。如果福利的平均水平高,那么普通的工薪劳动者、普通的农场主和普通的企业主也同样会富裕。如果福利平均水平萎缩,那么这些阶层中没有哪个阶层会不受萎缩的影响。在此理念支配下,1901年10月18日,老罗斯福总统邀请著名黑人领袖华盛顿到白宫共进晚餐。他的这一举动,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客观地、中立地处理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和种族对立等社会问题。

重建社会认同的理念,也使得老罗斯福总统能够处变不惊。1902年5月,宾州14万煤矿工人大罢工,要求承认工会,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资方态度如故,拒绝谈判与妥协,也拒绝服从仲裁。僵局由此持续到深秋10月。对于寒冷的美国东北地区而言,宾州的优质煤矿不可或缺,但持续五个月的罢工,使得人们普遍感受到了供暖不足的威胁,医院与学校的正常运转都成了大问题。

老罗斯福总统被迫亲自介入,他以劳资冲突危害到社会安全为由,召集双方代表谈判。资方的极度傲慢与劳方的通情达理,使他打消了对工会的成见,转而威胁资方说,如果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出于国家安全等考虑,政府将会没收煤矿。历经艰难谈判,资方终于作出让步,同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

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怎么夸大都不为过。正是老罗斯福第一次让劳资双方面对面地坐下来商讨问题解决之策,这不仅表明政府能够在各方利益调停中充当中间角色,也表明政府有责任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

总统不是独行侠,在寻求对话、达成和解的路上,他有许多同路人。洛克菲勒和摩根等大财阀就是这样的同路人,他们不是简单地同情工人,而是深刻地认识到不加遏制的掠夺必然让社会发展陷入难以为继的僵局,因此主动在管理、技术和福利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实质性改进。

在一次罢工冲突后,洛克菲勒放弃“从后门进入市政厅”,不再躲避工人领袖、新闻记者和示威者,而是与他们直接对话,一起寻找解决方案。而摩根则是上述宾州罢工事件的直接斡旋者,充当了总统的信使和劳资沟通的桥梁。

精英群体寻求社会共识的智慧与真诚毋庸置疑,但重建社会认同的原动力,来源于劳工有组织的抗争运动。原子化的工人,其抗争往往带有自残性质,但组织起来的工人却能永不言败,使资方产生危机感并将其拉回谈判桌前。在上述宾州罢工事件中,工会方面有组织的抗争,使各种中间力量都为之震动,纷纷出面调停,最终使得全社会认可了劳资谈判的原则。

在谈判的过程中,工人们也意识到,有作为的政府和负责任的企业,能带给他们更多的福利,他们对于洛克菲勒等人白手起家、能力超群的优秀品质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认同与尊重。

从这个意义上讲,进步运动实质上是一场重建社会认同、寻求社会共识的变革。

作者为暨南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