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步时代，不同背景、阶层和职业的美国人，上自总统，下至贫民，凝练共识，最终完成了从“绝望之冬”到“希望之春”的和平转型。
这一沧桑巨变，不仅闪耀着政界领袖的思想光芒，也离不开弱势群体的合作性努力，甚至那些强势的、饱受指责的商业巨子，也用财富和智慧书写了他们的责任与使命。
总统充任旗手
进步运动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但我们仍然愿意把西奥多•罗斯福（俗称老罗斯福，以区别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这两位关键性的总统视为进步运动的旗手，他们在这一运动中发挥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领袖作用。
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老罗斯福决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心爱的国家，“谁敢侵犯它，就叫他灭亡”。
有感于“财富绑架国家”，老罗斯福忍无可忍，上任伊始，就借助民意向垄断资本发起义无反顾的进攻。他以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依据，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大企业的法律诉讼。
北方证券公司事件是老罗斯福反托拉斯的经典战役。北方公司作为一个超级托拉斯，主要由摩根等财团控制，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铁路联合体。1902年2月，老罗斯福透过司法部长诺克斯宣布：美国政府将调查并控告北方证券公司。
在艰难的拉锯战之后，1904年3月，最高法院裁定北方公司违反了谢尔曼法。虽然最高法院仅以5∶4的微弱优势胜诉，但这足以使谢尔曼法发生永久性变革，并使得美孚等多家托拉斯相继遭到清算，老罗斯福也因此赢得了“托拉斯爆破手”的美名。
在任期间，老罗斯福通过出台一系列法案，推进产业规范化。20世纪初，铁路被视为强大的力量。1906年，老罗斯福推动国会通过了《赫伯恩法案》，法案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设置铁路运费上限，同时禁止铁路公司为关系公司免费运输货物。同年，他促使国会通过《纯净食品药品法案》，打响了保卫公众健康的战役。他还促成通过《雇员义务、安全和雇佣法》，使得雇员最长工作时限得到规定。
作为政敌，威尔逊针对老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提出了“新自由”。实际上，在打破垄断上，遏制特权与维护自由可谓一体两面。同老罗斯福一样，威尔逊真诚地反对托拉斯。担任总统后的1914年，他促使国会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
该法案旨在制止反竞争性的企业兼并以及资本和经济力量的集中，明确规定了诸如价格歧视、搭卖合同等非法垄断行为。法案不仅对托拉斯的行为有所限制，还对劳工利益有所考虑，即规定工会及农民组织不受反托拉斯法的限制，允许工会组织罢工、联合抵制和设置纠察。该法案因此被誉为保护劳工权益的“大宪章”。
威尔逊能够傲视美国历史上所有其他总统的地方，在于他曾是一位研修政治学的哲学博士、著作等身的政治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比老罗斯福更热衷于政治改革，在任新泽西州长期间，他就大力改革州政，对选举制度、教育制度、公用事业经营和城市管理等进行了全面改革，赢得改革者的名声。在总统任期内，威尔逊先后推动了四个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包括国会课征一切所得税的权力、公民直选参议员、禁酒和妇女选举权。此外，威尔逊对文官制度、直接初选、公民创制权、公民表决和罢免权等都作出了有意义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弊端丛生的政党分肥制。
中坚力量
进步运动的中坚力量则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扒粪者和中产阶级。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三者会互有交叉。区分出这三者，是想凸显他们各自在运动中的独特作用。
知识分子号称进步运动的精神领袖，主要指那些掌握专业知识的社会科学家，他们是一群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以专业知识为武器，就能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他们致力于对社会问题作学理和意识形态上的解释，以期从理论上提供解决问题的总体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对政府作用的看法。他们普遍放弃了原有的杰弗逊主义，转而信奉汉密尔顿，认为应该有一个强有力且有效的政府来对个人和社会团体承担责任。政治哲学家赫伯特•克罗利在其名著《美国生活的希望》中警告说，不干涉和放任自流政策只能使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不断扩张，广大民众的处境日益恶化，从而使国家面临毁灭的危险。
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认为，为了改变社会不公平现象，政府应该加强管理，更多干预经济领域，而不是实行放任主义。
社会学家莱斯特•沃德强调个人贫困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人的懒惰以及良好品行的缺乏，个人再就业不是解决贫穷的主要出路，政府职能应该用于更高的道德目的。从老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及其发起的反托拉斯运动中不难看出克罗利等人的影响。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独特群体，新闻工作者以媒体为主要阵地，发起了扒粪运动。在众多的扒粪者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富有社会良知与道德激情的林肯•斯蒂芬斯、艾伦•塔贝尔和厄普顿•辛克莱，他们或因揭批官场腐败，或因展现行业不公，起到了监督政府、制造舆论、唤醒良知的作用，不断地扩大进步运动的战场。
斯蒂芬斯擅长揭发市政腐败。他于1902年对圣路易斯、费城等多个城市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这些城市全都腐败透顶，政客与企业家狼狈为奸，联手操纵城市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命脉。他一连发表六篇文章，将所见所闻如实披露，着重揭露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集结这些文章成书的《城市之耻》，堪称政治领域黑幕揭发的经典。
塔贝尔，一位石油巨子的女儿，耗时五年写就一部堪称经济领域黑幕揭发的经典——《美孚石油公司史》，打响了一场“新闻人与石油公司的战争”。塔贝尔以客观冷静的立场、不偏不倚的写作风格和确凿翔实的证据，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洛克菲勒及其合伙人实行石油垄断的罪恶。美孚石油公司终于在进步运动中被迫肢解。
说起美国的食品安全，就一定会说到辛克莱和他的名著《屠场》。
为了深入了解食品加工厂工人的悲惨境遇，揭批肉食加工厂的罪恶，辛克莱在芝加哥的肉联厂里和工人们一起生活了七周。人们传说，老罗斯福在白宫吃早餐时读到《屠场》，“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传言的真实性无从考究，但老罗斯福促使国会制定了《纯净食品药品法案》，并在联邦层面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确是不争的事实。
宽泛地讲，知识分子和扒粪者都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一分子。但我们说到中产阶级时，主要指那些随工业化进程同步壮大的有强烈职业情感和社会责任心的自由职业者，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公务员。
作为一个日益壮大的阶级，他们在进步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著名史学家霍夫施塔特评论说：“进步主义有别于人民党主义的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不但参加了反抗潮流，并担负起领导责任。”
商业巨子的另一面
进步时代，垄断资本可谓千夫所指，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全美似乎有一半的国民想用私刑处死约翰•洛克菲勒。有趣的是，另一半人则似乎只想向他乞求贷款。从这一矛盾现象中我们或许可以发掘洛克菲勒们对进步运动的积极意义。
洛克菲勒认为“赚钱是上帝赐予我的天赋”，但他更意识到“巨大的财富也是巨大的负担和巨大的责任”。他对社会的责任感首先表现在他对于危机中的国家的救援上。
1907年10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政府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只得求助商业巨头出手救市。这个时候的洛克菲勒尽管自认为受到了老罗斯福总统及其政府“极不公正的对待”，但当整个国家都面临危机的时候，他却认为自己“不能感情用事”“不能用愤怒压制良知”“不能袖手旁观”，相反，“我们应该挺身而出。因为我们是合众国公民，我们有使国家和同胞免于灾难的职责”。
在国家陷入危机之时，和洛克菲勒一样“挺身而出”的还有摩根，他甚至充当了“央行”的角色。
1895年，当美国政府黄金储备严重不足时，摩根牵头在欧洲发行6500万美元国债，从而帮助美国政府保住了美元金本位。1907年，当美国再度发生金融危机时，摩根再次成了各界期盼的“救世主”。他不但动用了自己的资金，同时还调集了众多金融大鳄的资金来共同救市。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年老体弱的摩根作为一个非正式指导委员会的主席，每天坚持工作15个小时，熬夜更是家常便饭。洛克菲勒也伸出援手，将1000万美元存入联盟信托公司，并承诺摩根：如有需要，可再追加4000万美元。
危机过后，人们对这些商业巨子的敌视态度似乎有所改变，盛赞他们“英勇地支撑起即将倾坍的金融大厦”。老罗斯福总统也发表公开信，向“在这场危机中秉持公共精神，睿智果敢的杰出商人们”致谢。
作为新教伦理的信徒，洛克菲勒在打造一个商业托拉斯的同时，也打造了一个慈善托拉斯，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世纪之交的商业巨子们回报社会的热潮。今天的比尔•盖茨都坦承：“我的慈善基金里有洛克菲勒的影子。”
成立于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成为美国此后卫生、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端，对世界贡献是无法限量的。从攻克六大洲52个国家中的钩虫病、疟疾、黄热病开始，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领域从健康和疾病领域不断扩展，推进到世界饥饿、粮食供应问题，并延伸到天文学、量子物理等领域。
在接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研究员中，有奥本海默、费米等奠定了现代科学基础的巨人。洛克菲勒也因此被称为“世界首席公民”。
千夫所指的强盗大亨最后竟成了最大的慈善家。或许丘吉尔对洛克菲勒的评价是中肯的：“他在探索方面所做的贡献将被公认为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
作者为暨南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