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城镇化逆转之势？加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是根本之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在19日-20日举办的“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上表示，中国城镇化减速已经出现，防止城镇化逆转势头，必须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是按照理想模式应该怎样推进的事情，而是为应对当前中国经济挑战要下决心做的事情”，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步子还有点慢，户籍改革需要政治决心和政治智慧。只有实质性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才能避免中国出现逆库兹涅茨（Kuznets）过程。
蔡昉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加速度”将发挥“一石三鸟”之功效：增加劳动力供给，防止城镇化减速；形成制度条件，使资源配置从低生产率部门和地区流向高生产率部门和地区，促进生产率提升；更可释放改革红利，使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增加1-2个百分点。
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所言，产业结构转变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如果农民工不能尽快解决身份问题，到了40岁以后逐渐返乡，返乡的人比进城的人多就可能出现逆库兹涅茨过程，就是说与库兹涅茨资源效率改善的过程相悖。蔡昉解释说。
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目前已经达到54%，但是按照户籍口径统计，中国城镇化率只有38%。因此，现实的城镇化和户籍的城镇化两者之间还有巨大差距。
蔡昉表示，过去30多年，中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城镇化率提升最快的国家，但是在今后十年、二十年这样高速度的城镇化不太可能继续维持了。
首先，城镇化是靠农民工进城推动的，如果农民工进城的速度下降，城镇化速度一定会下降。城镇化进程速度取决于16-19岁年龄段的农村人口进城数量。无论按照农村常住人口的理念，还是按照农业户口的口径来看，农村16-19岁的人口在2014年已经到达峰值，今年两者都出现负增长，今后也将是负增长。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农民工外出的增速已发生转变，2005-2010年之间每年是4%，2014年降到1.3%，今年上半年只有0.1%，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口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外出的变化，劳动力外出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城镇化速度。
其次，大约1.7亿农民工实现了城镇就业，但是他们仍没有均等的公共服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预期的养老，他们的孩子进入义务教育系统还有一定困难。这些因素导致了劳动力供给不稳定，一些农民工到了40岁以后，不再外出打工的可能性明显提高。
数据显示，2008年到2014年期间，农民工中年龄偏低的人群数量占比下降。40岁以上年龄偏大的人群比重明显提高。比如，4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从2008的30%提高到了2014年的43.5%。同期，16-20岁的农民工比重从2008年的11%，降到了2014年的3.5%。
另外，城镇化的涵义就是人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和地区，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和地区。这种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可以提高生产率。按照现在的城镇化减速趋势，如果农民工长期不能解决身份的话，到了40岁以后就要逐渐返乡，回去的人比进来的人多的趋势与资源效率改善的过程相悖，这也成为经济减速的一个诱因。
如何防止城镇化的可逆？如何突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宿命？
蔡昉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民工享受到均等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这是一个核心。要真正实现“转得出、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和创业”。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户籍制度改革可谓“立竿见影”“一石三鸟”：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形成更好的制度条件，能够让资源从生产率低的地区和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提高生产率；1.7亿的进城农民工，加上大约一亿在农村、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大约2.7亿人改变了身份和消费模式，必将刺激消费增长，进而扩大中国内需旺盛。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在该论坛上亦回应，户籍改革同时也将改善收入不平等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户口系统能统一的话，将会增强人口的流动性，促使更多人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生活在农村的人会在城市找到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更多人的收入。
李实表示，事实上中国的户籍改革，尽管在中小城市已经逐步推进，但在大城市的改革还远没有完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有待进一步改革户口系统。同时，现在的问题是有太多的人涌入几个巨型城市，这些城市人数太多，造成了交通上的沉重负担等城市问题，而在小城市或者是中等城市，由于他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没有大城市好，还没足够能力吸纳更多流动人口，因此，提高和改进中小型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待在中小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