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让打击恐怖主义成为G20峰会的最核心议题。
主席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1月15日在峰会前称，恐怖主义不分国界和宗教，各国应将打击恐怖主义列为首要议题。会前各国领导人为巴黎发生的惨剧举行了默哀仪式，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议上称“以扭曲的意识形态对无辜的人进行杀害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挑战”；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我们在这里开会正是要对外发出一个坚定的信号——我们比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要更强大”；出席G20外长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则称，反恐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组成反恐统一战线。
一个类似于9•11事件后的全球反恐联盟呼之欲出，而它需要应对的，则是一个相较于基地组织更加进化，从人员招募到组织实施恐怖袭击活动更加网络化，资金和武器来源也更加隐蔽的组织。
美国和法国在巴黎遭受恐怖袭击后的第三天就加大了在叙利亚-伊拉克战场上对“伊斯兰国”（IS）的地面目标的空袭力度。仅16日凌晨，法国单方面出动了12架次飞机，向IS的指挥所扔下了20枚炸弹。而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北约对IS的空袭频率约为平均每天6架次战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伟建对《财经》记者分析称，“在北约和俄罗斯的军事压制下，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正面战场上的实力已遭到实质性的削弱，但是IS在更大范围内给国际社会构成的挑战在于伊斯兰极端思想的传播和泛滥，以及受此极端思想所传染的人在全球各地自发策动的恐怖袭击。国际社会所亟需的是在‘反恐’这一核心议题下寻求对各国国内极端思想传播土壤的共同治理，以应对IS构成的新挑战。”
重新评估伊斯兰国能力
曾担任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的马休•奥尔森（Matthew Olsen）认为，直到巴黎袭击发生的前一刻，美国情报系统都认定IS没有意愿也无力组织策划在中东地区以外的类似于9•11规模的恐怖袭击行动。在当今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监控力量已经远远超过9•11时期的情况下，巴黎的袭击事件证明IS仍然有能力在西方国家领土上组织实施复杂的袭击行动， “我们需要对IS的战斗力重新做彻底的全面评估”。
据以色列电视二台报道，以色列情报系统认为在巴黎恐怖袭击、贝鲁特爆炸案和俄罗斯在西奈半岛因炸弹爆炸造成的航班坠毁之间有着“清晰的合作联系”。
在巴黎遭受恐怖袭击前一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真主党控制区内，IS派出的人肉炸弹袭击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造成约300人死伤。
三起事件已经基本可以显现出IS决战境外、减轻控制区所遭受军事压力的战略意图。
Mubin Shaikh是一个曾经为塔利班在多伦多招募圣战者、现在为加拿大安全部门工作的情报分析员，“看看他们制作的那些宣传片，你以为他们都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受的训练吗？这些显然都是出自受过专业培训的西方公民之手。而且他们的招募网络就存在于西方各大城市的内部。”
IS在西方国家的招募对象多半是一些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的年轻人，而且并不会一上来就对招募目标进行宗教洗脑，而是先从西方人习以为常的社区活动或者学生会组织的活动开始逐渐进行思想渗透，最后即便无法将其彻底转变为伊斯兰信徒，也至少会培养大批的IS同情者，形成在当地的支持网络。互联网上的社交工具则为这种思想渗透活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恐怖分子本身的西方化，让西方国家安全部门在识别可疑分子时的难度成倍增加。在巴黎恐怖袭击发生的第二天，比利时警方在布鲁塞尔抓捕了三名可疑分子，这三人在巴黎事发当晚曾租用一辆比利时牌照的车出现在遭袭击的巴塔克兰音乐厅的附近。
据法国议会4月份的一份材料，大约有1500位法国人离开法国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而比利时前往“伊斯兰国”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为欧洲最高。
与基地组织一样，IS是一个不差钱的极端组织。通过在黑市上贩卖伊拉克北部控制区的石油以及一些中东土豪的宗教捐款，IS每年的净收入可达数十亿美元。依靠这些收入，IS可以为其战士们每月发放300美元的工资，而这些战士的家属和孩子们每人每月还可以领取50美元的津贴。对于招募人，每成功招募一名普通效忠者的奖励在2000-3000美元之间，如果成功招募到工程师、IT专家或医生等高级知识分子，奖励则有可能最高达到1万美元。
在中东的武器黑市上购买武器对IS来说更是轻而易举。今年9月，希腊海警截获了一艘从土耳其前往利比亚的国际货轮，这艘挂着玻利维亚国旗的货轮上本来应该装载家具的两个集装箱里却装满了50万发子弹和5000支散弹枪。而这艘船的目的地米苏拉塔正是被利比亚境内的极端组织所控制的城市。
美国的反恐专家认为对斯诺登泄密事件的后续影响也需要重新评估，因为从斯诺登所带出的保密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知道美国对可疑人员的监控途径和方式。在随后针对可疑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监控中，美国情报人员甚至可以听到对方在说：“以后我们别再用这种方式联系了”。此外，也有不少接受过美国反恐训练的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指挥官后来加入了IS，这使得IS对自己的敌人一清二楚，而IS自己却始终蒙着面纱。
新兴的网络加密工具为某些极端分子提供了销声匿迹的便利。例如Tor（The Onion Router）这样免费、开源的程序可以给网络通讯进行三重加密，使得电脑终端用户的访问数据在世界各地的电脑终端里跳跃传递，最终能够帮助用户使用任何类型的在线服务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类似苹果公司这样的美国IT公司不断开发的新加密技术也给安全部门监视可疑人员增加了不小的麻烦。
与此前需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恐怖分子——例如车臣寻求独立——相比，IS在策划恐怖袭击时根本就没打算与受害国政府进行谈判，越大规模的人员伤亡越能达到其造势的目的。在巴黎的巴塔克兰音乐厅，三名恐怖分子进入音乐厅后就开始了对人群的扫射。因此一旦情报预警系统出现问题，未能提前挫败恐怖袭击计划，发生的恐怖袭击将越来越血腥。
新威胁需要新合作
面对恐怖主义全球化的趋势，一个国家很难独自完成反恐的任务，中国首家海外安全咨询公司克危克险的首席分析师袁铁成对《财经》记者说。
情报系统建设在各国反恐能力的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才是行动和反应能力建设以及必要的技术支持。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必须依赖全球反恐联盟基础上的情报分享和联合分析，袁铁成认为。
美国在“911”事件后便重新整合了国内的情报资源并设立国家情报总监一职，还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并制定了《爱国者法》等反恐法律，其结果是基本保护了美国本土免受国际恐怖组织的袭击——2013年4月15日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是唯一一次疏漏。
对于国际合作的前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对IS在西方世界发动袭击的意图和能力进行全面重新评估，并对斯诺登泄密事件给情报系统造成的损害进行修补，尽快建立有效的预警监控系统，并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情报分享合作机制。
但是由于安全情报问题过于敏感，时不时地会因为各种原因出现情报泄密事件，各国在分享情报时往往畏首畏尾。
今年2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突然曝光数百份南非国家安全局与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进行情报合作的绝密档案。诸如此类的泄密案件——无论有意或是无意——都会严重损害各国情报部门之间的信任感，导致合作意愿的丧失。
此外，诸如《爱国者法》这样允许国家安全部门搜集公民通讯记录的法律尽管能够为各国提供一把无形的保护伞，但关于公民隐私权和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讨论仍不会有定论，恐怖分子依旧有机可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