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最根本的根源是人民群众对医疗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滞后、不足和低效之间的矛盾。就医者人满为患，医生疲于奔命，已成为中国医院的特色场景之一，这直接导致医疗质量的高水平难以维系，由此引发的种种张力、压力与戾气无疑强化了医患关系的紧绷状态，随着时日的迁延，焉能不触发种种医患矛盾。
令这种情势雪上加霜的是国家主要按照地区和人群的行政级别配置医疗资源的痼疾，虽然地方医疗资源充足度和医疗水平都有相当程度的提高。前者令全国各地的患者跑步进京以求优质医疗资源，后者则不成比例地分流了本就捉襟见肘的公立医疗服务供给。
因此，缓解医患矛盾的当务之急是做大总体医疗资源供给，这除了需要加大公立医疗机构投入，放宽社会资本准入之外，还要解决现行按行政级别配置医疗资源的痼疾。当然，在做大医疗资源的过程中，可以积极推进的比较现实的技术性路径还包括分诊、转诊、远程医疗、多点执医等。这些技术性安排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流就医压力缓解供需缺口。
在总体医疗资源相对充足之后，可以考虑适度构建买方市场格局，通过适度竞争的医疗市场，让患者有更多选择，具体制度安排包括扩大医保定点医院范围，让公立和民营医院站在一个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上。当然即使在买方市场格局下，因为专业壁垒，患者还是天然弱势，因此可以适当引入商业保险公司来代管医保账户：商业保险公司拥有足够的动机、专业性和资源来制衡过度和不当医疗，比如具体操作中的总额预付和事后专业团队的盘检。类似的试点已经在河南省和厦门市等地展开，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适度调高铺开的速度。
这样或许依然不能保证医患矛盾完全杜绝，因此引入第三方仲裁机构，提供中立专业的判断就显得格外必要。本来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卫计委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卫计委和公立医院间的父子关系，尤其地方上所盛行的公立医院管理者和卫计委官员之间的岗位互换模式，令后者在患者眼中失去了中立地位。
相关部门也曾在一些地方推进医管局模式的改革，期望在这种模式中医管局只负责行业监管，不再负责公立医院的人、财、物管理，这一方面可破解针对公立和民营医疗机构的不公平监管问题，另一方面可恢复患者对行业主管部门中立、超然和专业的信心。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此一模式的改革未能得实现初衷，不少医管局转身成为医疗国资委，换汤不换药，起不到管办分开的作用。
此外还有医患之间的博弈。组织对组织的对话、谈判与博弈远比个人对抗更可以预期，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社会资本的折损也更低。在对抗中，医生同样是弱势群体。可以考虑成立医师协会，在发挥行业自律、协助监管功能的同时出面捍卫医生的正当权利。患者则可以通过消费者协会等组织化途径来表达不满提出诉求，双方可以通过彼此的律师或其他形式的代表来进行交涉，或对簿公堂或实现庭外和解。
相对于患者不断增长的就医需求，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医疗资源是绰绰有余的，也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患者能得到喜大普奔的医疗待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医患关系总存在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张力，至今也没有完美的解决之道。
但显然我们可以避免堕入一种最无序对抗且多输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