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人们还在惋惜一个名叫魏则西的年轻患者不幸病逝，这几天人们又开始痛悼一个名叫陈仲伟的德高望重医者罹难，其间的吊诡、悖论与讽刺让人唏嘘不已。
陕西青年魏则西被确诊为不治之症，因为听信网络媒体的宣传，他和家人到一家事实上不靠谱的、被承包出去的部队医院，病急投医，结果被耽误了。广东医师陈仲伟，因为患者不满意手术后果而被杀害。
何止医患之间，放眼望去，几乎每一组关系都有可能变成致命的关系：城管VS小贩、拆迁办VS钉子户、业主VS物业等等，他们相互伤害，不知不觉玩起零和游戏。
此外，还有一些虽然不会致命、但互信已被毒化的关系：房地产商VS房奴、食品生产厂家VS普通消费者、教育主管部门VS家长、广告从业者VS受众、机场VS滞留乘客等等。在彼此的眼中，对方分别是贪婪伪善、见利忘义和得理不饶人且无理赖三分的代言人。
这种彼此妖魔化的关系，给社会氛围和社会秩序带来的恶果不言而喻：当生活中出现种种矛盾时，人们已经开始习惯于用冲击、围攻、詈骂、拳脚相向等暴力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捍卫自己的利益，仿佛我们回到了原始社会，仿佛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法治的空间。
是什么让我们彼此之间充满了仇恨，让我们更愿意选择以暴力来解决仇恨？
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更多涉及社会的公平感、安全感和对非人格化关系的信任度，这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且利益分化日趋严重的社会原本就是稀缺品；后者涉及对解决矛盾的机制和平台的信任感和成本承受能力，当然更差的一种情形是这种机制和平台也是稀缺品。
这两个层面的问题都共同指向社会治理的缺失：前者的解决需要良好的利益分配协调机制、完善的社会救助，以及优质的社会和市场秩序维系等等；后者的解决则需要司法体系的独立审判和潜规则的去除、法律实施成本的削减、政府管制弹性的提升等等。
如有识之士此前屡次指出的那样，要提升社会自组织化水平，尽快推进社会自治进程，一个网格化的、自治的社会显然要比原子化的、彼此游离的社会更有助于提升互信、束缚暴力、化解矛盾和解决争端。
相比之下，面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汪洋大海，一个动辄阶段式资源动员能力超强、运动式执法力度偏大的刚性管制体系，注定会陷入疲于奔命且无能为力的状态。集万千期待于一身，与集各方失望、不满甚至愤懑于一身，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是时候改变全能型社会管制的模式了，因为它根本不是问题的答案，其本身还会成为问题。是时候让社会组织发挥更多作用了。如果不从源头来化解矛盾，不能为矛盾和分歧的解决提供组织化平台和制度化工具，我们就无法改变动辄互害的社会氛围，到头来都会是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