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智者乐,仁者寿

《财经》 赵勇/文  

2016年05月25日 15:51  

本文2639字,约4分钟

据新华社,记者25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确认,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逝世。

今人谈及杨绛先生,常不忘注以“钱锺书夫人”这样的头衔,而她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则不无被轻忽的意味。事实上,杨绛先生完全可以凭其小说与散文名世。甚而也有许多文学研究者认为,单从散文看,杨绛先生写得还要超越钱锺书。

过往几天,时常传出杨绛先生病危或过世的消息,喜欢她的读者无不心情起伏忐忑。当这一噩耗终于得到确认,人们的吊唁文字瞬间遍及网络空间。一位息影林泉的作家,能够在这喧嚣的时代引起如此关注,除了作品的优秀,想必更多的还是源于其人格魅力——这是一位经历坎坷,却始终保持平常心,笑对人生的老人。在她的笔下,无论多么巨大的人生悲苦,总能用隐忍的字句和轻稳的笔法道出。

杨绛先生:智者乐,仁者寿

赵勇/文

记得那是2000年,我揽了一个活儿,准备对钱锺书先生的《围城》解读一番。于是我重读《围城》,也捎带着读一些研究《围城》的资料。那时候,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出版不久,其中就有对《围城》的分析,此书自然也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内。蓝棣之的分析很有趣,他说:据杨绛女士记述,钱锺书既要呈现“婚姻是围城”的小说主旨,却又须臾离不开妻子的“监视”。所谓“监视”,“即指在妻子身边写‘围城’;身在‘围城’,却要一再诉说他已厌倦了这‘城’,但还要那守‘城’的妻子看不出来。这实在是很困难的任务。”蓝棣之的意思大概是钱锺书很会玩“躲猫猫”,他既完成了《围城》这部小说,又让每天“审查”其稿的妻子读得开怀大笑。

读到这里时,我也乐了。杨绛女士1985年写出《记钱锺书与〈围城〉》的长文,原本是想消除一些误会的,结果却被蓝棣之的“症候式阅读”逮了个正着。这很可能意味着,“症候式阅读”这件新式武器确实有其高妙之处。但转念一想,杨绛又是何等聪明的女性,假如蓝棣之的分析有其道理,她当年又岂能被丈夫蒙在鼓里,看不出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显意和隐意?看出来了却又由着丈夫信马由缰,纵情笔墨,这该是何等的胸襟!就这样,在“症候式阅读”的基础上我又“症候”了一把,黄河就在这里拐了个弯。

杨绛女士又一次被我关注是三年前。那年的六月初,我参加完江飞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后与几位答辩委员一起吃饭。江飞写散文,且有散文集面世,答辩主席杜书瀛先生也写散文,我的导师(也是江飞的导师)童庆炳先生更是既写过小说,又是散文写作的行家里手,于是评点散文便成为席间的一个话题。聊着聊着,杜老师就说出了他的一个看法。他说他对杨绛的散文很是推崇,他觉得单从散文看,杨绛写得比钱锺书好。

这个观点让我有些吃惊。钱锺书的散文我是认真读过的。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读过《写在人生边上》的小册子之后还不过瘾,索性又买回来《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慢慢品读。但杨绛的散文虽也买过《干校六记》和《将饮茶》,却只是胡乱翻阅一番,并没有细读。于是回到家来,我立刻找出这两本散文集,然后又找来《我们仨》,逐一读过。我想看看杜老师的判断有无道理。

这么一读,果然就读出了些味道。在我的记忆中,钱锺书的散文机智,幽默,爱用典,也常常暗藏杀机。那是典型的智性写作。但考虑到《写在人生边上》是作者29岁时的作品,其中便不时会透露出一种“气盛”之辞。而杨绛写散文,则是另一种情况。年届古稀,她才完成《干校六记》;《将饮茶》则是她70岁后的作品;《我们仨》更是她在92岁时所著。也就是说,直到晚年时,杨绛才真正开始了文学创作(小说《洗澡》出版于1988年)。苏东坡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孙犁也曾说过:“散文是老年人的一种文体。”我以为,这些说法用到杨绛这里尤其恰如其分。

于是,在杨绛的散文中,我首先看到的是她褪尽火气、怨气、怒气之后的平和之辞。按理说,对于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过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来说,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不平之气的,有的甚至可能还要大放悲声,哭天抹泪,这样便有了事后的控诉与谴责。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走的就是这种路数。但是,杨绛笔下的干校六记,一切都淡淡地写来,仿佛伤痛已无影无踪。只是仔细琢磨,我们才会意识到平淡背后所蕴含的大伤悲。比如,她说:“我们‘连’是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阿圆是杨绛的女儿,得一是杨绛的女婿,巨大的悲痛就这样被作者几笔交待过去了。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然而,她动用的却是如此轻的笔法。

后来,供职于北师大的阿圆(即钱媛)也于1997年英年早逝,一年之后,钱锺书先生又撒手人寰。在常人看来,这种丧女丧夫之痛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我们仨》中,我们依然听到的是平和的悲音。书中杨绛曾写过一个“万里长梦”,其中听到一男一女的对话。女的说,阿圆得了一种很特殊的结核病,但她在病中一直惦着她的爹妈,说到妈妈就流眼泪。杨绛紧接着写道:“我觉得我的心被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大概,全书中唯有这句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他许多时候,作者都隐忍着,克制着,但我们又能感受到纸背后巨大的伤悲。

其实,我是没资格谈论杨绛先生的散文艺术的。或者也可以说,这种以巨大伤悲凝结成的文字,本来就不是供人谈论的,而是供人倾听和瞻仰的。

正是在这次瞻仰中,我意识到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杨绛和钱锺书开启了一种为人学文为学的模式。他们一生躲避政治,潜心文学和学术,方才苟全性命于乱世。子曰:智者乐,仁者寿。钱锺书和杨绛似乎就是这句名言的践行者。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