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既有供给效应，又有需求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财经》记者 张威/文
“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关键阶段，通过助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落实普惠金融的应尽义务，也有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7月30日在第三届上海新金融年会暨第六届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上作出上述表示。
姜建清分析，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周期性影响和结构性问题叠加，未来一段时间将呈现“L”型走势。“基础设施具有带动效应，是当前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突破口。”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目前发展中国家每年基建投资约1万亿美元，如果要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速，到2020年之前，每年至少还需要增加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而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持续进程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需要新建，已有的一些基础设施需要更新改造升级。
前不久，中国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宣布，未来三年，将在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和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投资建设300多个项目，涉及投资总额约4.7万亿元。
姜建清指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既有供给效应，又有需求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可以扩大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以扩大有效供给。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扩大有效供给。从而给实体经济调整升级创造条件。”姜建清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建设领域，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响应。契合了世界经济再平衡、再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一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举措。
最后，姜建清建议，金融应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截至2015年末，我国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基础设施行业贷款余额19.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4%；当年新增贷款1.82万亿元，占新增贷款的比重为21.5%。涉及电力、交通、油气、矿产、电信、机械、园区建设、农业、水利等领域，基本实现对重点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
姜建清分析，随着基础设施需求和投资规模的不断增长，政府主导型投资进一步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巨额的投融资需求，仅靠政府投资或开发金融机构都无法满足了。“中国目前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积极性还不高，当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大量缺口，需要更多引入市场化、商业化运作方式，同时也需要政府提供有效的支持，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金融创新须进一步增强。”
以下为姜建清提供《财经》记者的演讲全文内容：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与各位新老朋友再次相聚。也很荣幸受论坛主办方邀请，根据本次会议的普惠金融主题，我想讲一讲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周期性影响和结构性问题叠加，未来一段时间将呈现“L”型走势。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关键阶段，通过助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落实普惠金融的应尽义务，也有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
如何从金融视角看待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基础设施具有带动效应，是当前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突破口。
当前全球经济仍未完全走出“后金融危机时期”的阴影，复苏进程缓慢且不均衡。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处于低位。发达国家主要依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增长和经济复苏。英国脱欧后效应还在持续发酵。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结构性放缓与周期性放缓叠加。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开展多边经济合作，加强对基础设施投资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发展持续稳定并保持活力的重要推动因素。根据麦肯锡的报告，目前发展中国家每年基建投资约1万亿美元，如果要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速，到2020年之前，每年至少还需要增加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持续进程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需要新建，已有的一些基础设施需要更新改造升级。前不久，中国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宣布，未来三年，将在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和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投资建设300多个项目，涉及投资总额约4.7万亿元。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既有供给效应，又有需求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可以扩大有效需求。伴随大规模政府支出和私营部门投资，能有效带动下游产业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投资支出对GDP比率上升1个百分点，同年的产出水平将提高约0.4%，四年后将提高约1.5%。另一方面，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以扩大有效供给。投资增长，设施完善，提供便利的交通及配套条件，才能吸引投资、扩大生产，改善民生，降低成本，实现普惠。1980-2015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910.9亿元增加到55.2万亿元，增长了大约605.5倍，增速最高在1993年达61.8%，最低在1999年为5.1%，年平均名义增长17.3%。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1980年的558.9亿元增加到13.13万亿元，名义增长了234倍，特别是大中型项目的基建投资规模在不断上升，对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增强增长后劲起到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扩大有效供给。从而给实体经济调整升级创造条件。
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经验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对改善民生、提升福利起到重要作用。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础设施的受益者。因而在基础设施项目选择及次序安排中，要争取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受益群体最大化，受益时间最久化。除灾害性补偿和安全性公共设施建设外，要努力实现必须的基础设施及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应体现在这些领域。对一般公共设施建设要注意成本，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要进行投资的折现值比较。
目前，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造成各国政府投资能力下降，基础设施的新建和更新不能满足经济增长需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建设领域，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响应。契合了世界经济再平衡、再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一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举措。中国可以区别情况运用好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工具，促进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全球产能合作。
其次，金融应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多年来中国金融机构一直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着引领作用。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资金支持。截至2015年末，我国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基础设施行业贷款余额19.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4%；当年新增贷款1.82万亿元，占新增贷款的比重为21.5%。涉及电力、交通、油气、矿产、电信、机械、园区建设、农业、水利等领域，基本实现对重点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
因为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能够推动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福利，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几乎都是由政府主导，政府承担了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的全部风险。但是随着基础设施需求和投资规模的不断增长，政府主导型投资进一步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巨额的投融资需求，仅靠政府投资或开发金融机构都无法满足了。因此推动基础设施项目商业化运作，将一些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采用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和建设-经营-转让模式(BOT)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从全球情况来看，经济越发达、市场化越高、政策越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占比越高。在发达国家，私营部门投资占比一般超过50%，而发展中国家则普遍低于30%。中国目前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积极性还不高，原因有多样，如项目回报率低、对合同履约风险的担忧、国际市场汇率风险、金融创新程度不高等。目前中国的PPP项目的初步需求达10万亿元人民币，但真正落地项目仅1万亿元。中国储蓄率高，资金充沛。但各类金融机构又普遍感受“项目资源荒”。可见投融资机制并不顺畅，亟需疏通。疏导资金流向，调整资产结构，给快速增长的负债找到合适的资产配置，是金融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投资期较长，安全性和收益率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会成为金融机构资产配置的重要方面，从而开辟更广阔的投融资领域。
当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大量缺口，需要更多引入市场化、商业化运作方式，同时也需要政府提供有效的支持。政府通过政策顶层设计，健全法律体系。要保持政策公平、透明和连续性。提高政府行政审批和社会服务效率，简化审批流程。制定投资计划，公布PPP项目库。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建立包括权责论证、激励监管、收益风险共担以及私营部门退出等方面的一整套制度机制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是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力的重要领域。要着力解决基础设施投资普遍存在的经济效益不高、投资条件不全、商业吸引力不强的痛点。可以通过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开发基金等，弥补权益性资本的不足，通过设立担保基金、夹层融资基金、政策性保险公司等来缓释融资风险；通过出台减税、贴息等政策，降低经营和财务成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采购、长期包销等机制，保障经济回报的稳定性，提高长期潜在收益，给犹豫不决的民间投资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资产池。提升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吸引力，促使民间投资率迅速回升。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金融创新须进一步增强。加强金融机构合作，实现信息交流、资源互补、收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构建多元化融资机制。建立包容性金融体系。通过境内外债券融资、股权融资、跨境筹组银团贷款、国际金融组织中长期贷款、政府财政资金、金融机构的联合融资等方式积极推进。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开发多层次的直接融资工具，鼓励投贷联动，以投促贷。利用“股权+债权”的模式，债权、股权、物权及其他可行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探索夹层基金、并购基金、不动产基金等业务创新，鼓励民间资本、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养老基金、信托资管等机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商业性基金共同参与。发挥金融业的资金、人才和信息优势。提供金融服务整体解决方案，为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提供可行性融资方案及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发掘基建投资机会、评估风险、配置资源，提供决策支持；基础设施具有公共性，其资金来源也可以公共性。可通过商业化融资模式创新，向社会发行长期债券等来解决，动员更多私人及私人部门的资金参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全过程要加强透明度披露。通过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增强商业银行流动性和实现长短期资产负债的合理匹配，加强股权回购保障，完善项目退出机制。还要完善基础设施投资增信、评级、担保、债务流通、市场交易、法律法规等体系，鼓励债权人充分参与到项目咨询、决策、设计、施工、供货、监理、融资等各个环节，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投后管理，提高识别基础设施金融的风险评估、决策和管理的能力。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要避免论证不足、盲目决策。既要承担经营、财务、价格、利率、汇率、经济波动等市场风险，跨境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甚至还可能遭受政局动荡、政策法律、文化差异、劳工环保等非市场风险。因此要统筹设计好项目法律架构、税务筹划、投融资方案、风险分担机制、建设运营维护方案。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