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工业化阶段向资本化阶段过渡的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将发生一系列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变化。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经济增速出现持续下降，产业结构发生系统性的转型
肇越/文
“常态”与“新常态”之间仅仅差了一个“新”字，但是在理解和认识上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两年后再次翻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到目前这个问题依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因为围绕着这一问题的很多思考依旧没有明确结论。
国际经验研究：
经济增长的动力与阶段性
通过比较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各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个规律性的变化。在1955年－1970年之间，日本也曾经历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而后在1970年－1976年之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持续下降；而在1968年－1988年期间，韩国经济出现了接近20年的高增长，在1998年之后经济增速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甚至受到东南亚风暴的波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查阅更多的经济史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德国、法国在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存在类似的现象。
为什么各个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展现了这么高度一致的、规律性的变化？这就要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变化来做出深入的分析。从生产要素贡献角度分析，从事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要素有：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这样几个核心要素。由于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自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只能转移价值。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这样三个生产要素的共同推动。从逻辑上分析，经济增速的变化一定源于这三项中的某一项或者多项发生了持续的、规律性的变化。
具体分析经济增长的三个动力来源。首先，劳动力要素大多理解为适龄劳动力人数的增加，实际上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往往存在着大量的闲置劳动力，这些闲置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是没有贡献的。因此劳动力要素主要体现为有效劳动力（非闲置的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力优化配置带来的劳动力边际贡献的改善。
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高增长时期的经验，可以发现在经济高增长阶段出现之前，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结构社会”，即传统的产业（农业）和新兴的产业（工业）。其中传统产业劳动效率相对比较低下，并且存在着大量过剩的低端劳动力；与此同时，新兴的工业部门则具备较高的劳动效率，并且正在快速扩张，存在较大的劳动力供给缺口。因此，农业上存在的大量过剩劳动力就会逐渐向工业部门转移，在这一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从闲置状态转向短缺的工业部门，增加了有效劳动力数量；另一方面即便是非完全闲置的劳动力也从劳动效率相对较低的部门和岗位转移到劳动效率更高的部门和岗位，带来了劳动力边际效率的改善。在劳动力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工业部门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既体现为工业部门的产值得到快速增长，也体现为工业部门劳动力数量的快速上升。因此，通常将这一阶段描述为“工业化阶段”。
其次，在这一阶段中资本的投入也伴随着出现快速的增加。由于工业化初期存在着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严重供过于求。因此，这时候转移进入工业的农业劳动力只能接受一个相对很低的工资水平，这样企业主就能够获得很高的超额利润率。他们再用这些利润进行扩大再生产，企业规模得到不断膨胀。不断重复的这一扩大再生产过程，就构成了工业化时期的主要画面。
第三，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并非没有发生技术进步，恰恰相反，往往具有很高的技术进步率。因为这一时期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相对十分落后，发展生产的秉赋优势主要是存在大量过剩的低端劳动力，因此，最优的生产模式就是从事简单的加工制造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而且借助于引进的外来生产线和技术可以开展加工贸易，扩展低端制成品的国际市场。
中国的经济现象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放开农民工政策之后，伴随着农民工的大量转移就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得到迅速推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在外务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到2.69亿，相当于全美国就业劳动力总数的二倍。在前面那2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过程中，这些离开家乡、离开土地的农民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根据1982年－2008年这26年的数据建立经济模型进行要素分解分析，可以达到这三个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各自贡献率：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大约是25％，也就是大约2.5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增加的贡献大约是40％，也就是大约4个百分点；技术进步的贡献是34％，大约相当于3.4个百分点。加总后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大约为9.9％。
分析工业化推动的经济高增长进程，可以发现：低端劳动力转移是这一时期的核心动力和突出特征。之所以说低端劳动力转移是这一时期的核心动力，不仅是因为低端劳动力转移直接带来了25％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还因为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存在一方面压抑了低端劳动力的工资，另一方面使得企业取得了非常高的超额利润率，积累了进一步扩张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保证了投资的高增长。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特征是明显偏向于大量使用低端劳动力、较低资本投入的低端加工制造业。
从这些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经济高增长，既是一个中国经济奇迹，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同走过的路。这里面规律性的因素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工业化阶段的结束与转型期的开始。工业化阶段结束的主要原因和突出标志就是：低端劳动力市场接近完全出清，低端劳动力的供给从过剩转为短缺，低端劳动力的工资出现快速上涨；同时，企业人工成本的上升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带来了企业利润的持续下滑，企业自身投资的积极性出现下降。
中国经济的这一时期大致发生在2009年－2015年之间。农民工的逐渐短缺，推动农民工的工资出现补偿性的快速上升。因此，那些依赖于低端劳动力转移、低工资带来的高利润率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渐渐走到了尽头。
随着2.69亿农民工的外出，目前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短缺。一方面很多50岁甚至60多岁的农民也加入了农民工队伍，农民工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低端劳动力市场进入了短缺的状态；另一方面农村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现象日益严重，也表明未来低端劳动力的增加已经基本没有空间。
对比分析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过程，第二阶段的突出特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资本投入数量的增加和资本优化配置带来的资本边际贡献的改善。因此，这一阶段也可以称之为“资本化阶段”。
在资本化阶段，原有的大量使用低端劳动力、较低资本投入的低端加工制造业将会逐步被淘汰，代之而来的主要将是那些资本投入较高、使用相对较少的中端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成为经济的主导。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原有的、已经固化在低端加工制造业的资本应当快速撤出，转向附加值更高、资本密度更大的中端制造业，另一方面新的增量资本也应当考虑未来行业结构的新格局。资本化阶段的突出特征，就是“机器取代人”的过程。即：用“更先进的设备+少量的高素质蓝领工人”代替“传统设备+大量低端工人”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将买进更多的、更先进的设备，同时，操作这些先进的设备往往需要更多受过较好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准办公室蓝领”，而不是仅仅出体力的低端工人。这样一方面各行业的资本深化程度都将迅速提升，另一方面各行业的自动化程度也将迅速提高。
通常在资本化阶段，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将会明显向好。随着经济从工业化阶段向资本化阶段过渡时期的结束，整体经济的增速将会稳定在一个中速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根据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的要素贡献分析测算，未来十年中国的实际经济潜在增长率大约在7％上下的水平。产业结构将向中高端制造业转移，汽车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机电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数控机床等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等，将会出现大幅增长并成为经济的主导行业；出口商品结构也将随之发生根本的改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大幅上升，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的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劳动者报酬在总产出里所占比例将会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居民消费在总支出里所占的比例也将持续上升；人民币在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贬值压力之后，重新进入升值通道。
日本的经验是它的工业化阶段在1970年基本结束，随后进入了将近6年的过渡时期，1976年日本经济进入了资本化阶段，直至1990年资本化阶段结束。在15年的资本化阶段，日本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大约在4％左右；产业结构经历了由中端制造业逐渐向高端制造业的过渡，汽车制造业、家用电器设备、电气机械、半导体元器件等行业先后跃居世界前列；进出口贸易持续好转；日元迫于市场压力，再度出现大幅升值。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根据对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的研究，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在一个国家工业化阶段，大量闲置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业部门，借助劳动力边际贡献的改善和资本的超额利润推动，这些国家将出现很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规律，是一种常态。
从“常态”理解“新常态”：
经济转型期的发展方向
在由工业化阶段向资本化阶段过渡的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将发生一系列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变化。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经济增速出现持续下降、产业结构发生系统性的转型。
首先，由于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几乎接近于消失，与此同时劳动力工资的上升压低了企业的利润率，使得企业再投资的资金来源增速减慢，因此，宏观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会出现持续下降，由此带动实际经济增速随之发生趋势性的下滑。
其次，原有的以低端劳动力禀赋优势推动的低端加工制造业，由于劳动力工资的快速上升，失去了优势，势必将再次出现全球产业转移，移动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者地区。但是，这时的经济结构格局是大量的资本被固化到资本边际效率很低的、低端加工业，与此同时具有更高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中高端制造业已经开始逐渐成长。因此，这时的经济发展模式就转化成为将资本从边际效率较低的低端加工业抽出来，逐渐转移到资本边际效率较高的中高端制造业，也就是一个资本优化配置和资本深化的过程。
但是，由于“禀赋优势”与“路径锁定”两个客观条件决定了产业升级具有内在的逻辑和渐进的过程。首先，从“禀赋优势”的角度看，经过了工业化阶段之后，发展的优势是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突出的一点就是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经济布局，使得大量资本被固化在低附加值的行业上。而这时的“禀赋优势”是存在较大规模的闲置资金。因此，应当引导资金投向那些资本边际效率较高的、高附加值的行业。其次，由于“路径锁定”的现实原因，还不具备一步跨向高科技行业为主流的新兴科技行业。这时无论是在制造业工艺基础上，还是在科研能力、人才储备上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勉强去追赶世界领先水平，往往事倍功半，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金，而且后续产业无法跟进、延伸，产业协调和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从历史经验看，1976年日本经过产业转型过渡期后，经济增长的主导行业转向以汽车制造为代表的中端制造业和以家电生产为主导的半导体成品制造业。并由此推动日本各行业的制造工艺水平快速上升，国际贸易快速扩张，经济出现稳定增长。
韩国的工业化阶段是在1988年左右基本结束的，开始进入了经济转型期。经过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韩国的产业结构几乎复制了当年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模式。韩国的家电行业不仅成为韩国经济的一个支柱性行业，而且基本将日本的几个主要的家电企业索尼、松下、东芝、夏普挤出了世界家电市场。目前韩国的汽车业正在加速拓展海外市场，大有将日本车逐渐挤出欧美市场的趋势。从这些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是存在内在逻辑的。
近几年，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对于不合中国实际的产业保护过度；其次，对于新兴高科技产业鼓励过度。目前，我国的产业划分与统计过粗，对于一些新兴科技行业无法区分低端、中端、高端三个不同制造环节的各自贡献。例如，在“计算机与通信制造业”的完整产业链中，既有计算机的整机组装、低附加值元器件生产这一类比较低端的环节，也有部分中端零部件生产这一类中端制造环节，还有其中核心零部件和设计这样一些较为高端的环节。实际上，我们在计算机与通信制造业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制造和整机组装环节，在高端零部件生产和产品设计环节我们还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还主要是依赖于进口。但是，由于统计上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划分，使得很多人仅根据计算机与通信制造业产业增加值的高速增长，错误地以为我们已经在国际计算机与通信制造业占据了领先地位。
因此，从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看，国际比较表明也存在明显的规律性。试图跨越产业升级的渐进过程，打破产业转型的内在逻辑的政策或者尝试，势必将会事倍功半，甚至走弯路。
对于经济新常态的判断，无疑使得我们更加清楚地看清了我们面前所处的状态和未来要走的路。之所以要从“常态”的角度去看“新常态”，是因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强的共同性、规律性。就像尽管这个世界存在黄种人、白种人、黑色人种，他们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但是，医学只有一个，医学诊断、医疗方法是共同的、规律性的。目前我们所经历的经济变化，在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是它们发展过程中的一段历史。通过学习，我们就能吸取它们的经验，避免它们的错误，我们就会走得更顺利一些。如果不从常态的角度去理解，就找不到方向；如果不从常态的角度去理解，面临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产业转型的沟沟坎坎就会有压力。
作者为香港致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编辑：王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