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充满黑天鹅事件和冲击性意外的标志性一年。最令人惊讶的是因为我们发现敌人在我们当中——我们自己的异化和无法认同的身份
沈联涛/文 编辑/王东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本周意大利公投，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主题：并非民粹主义的反抗，而是事关身份认同。
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工作、未来、安全感，都受到威胁，这种时候，我们只能回到最基本的问题：我是谁？我关心的是什么？我如何面对未知的未来？
繁荣盛世背后的不安全感导致了本土主义和反全球化，很多从全球化中获益的精英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他们责怪特朗普、普京、杜特尔特和埃尔多安，但他们忘了这些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得势，是因为他们听到了多数普通人的声音而不是精英阶层的。不管是对是错，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仍然一直沉默直到爆发，新领导人出现代表他们对身份认同的渴望。我们多数人感觉好坏与对环境的认同有关。菲律宾自由派或许不喜欢杜特尔特总统，但他赢得大选是因为有足够多的菲律宾人痛恨侵蚀日常生活的毒品和暴力。城市的新移民感到愤怒，对他们来说，城市充满毒品、性交易、暴力和失业。他们渴望和平、宁静以及人们互相关爱的社群感，就像在家乡一样。
在整个亚洲，政治充满城乡二元对立，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的日本，农业和农村的选票对包括保护粮食生产在内的全国性政策也有很大影响。
但随着亚洲地区很多城市的城乡迁徙达到50％的转折点，城市的身份对其稳定和繁荣变得尤为重要。城市不能再将农村移民视为外来者。城市开始反映以及塑造移民的价值观和观点。在现代，个人对城市的认同胜过对国家的认同——他们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环境。
城市一直是文化、文明和科学的中心。其建筑、公园和绿地空间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城市之间的竞争造就了城市的自豪感。仔细想想，失败的国家少不了失败的城市。叙利亚的阿勒颇就是很好的例子，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内战，进而摧毁了其文化、经济和历史遗产。
巴黎是浪漫的代名词，香港充满企业家精神，纽约充满活力。今天的深圳是科技的城市，具有创意的年轻人成为创新和“酷”的新标志。深圳的竞争对手不仅是上海或香港，也包括硅谷／旧金山、班加罗尔和新加坡。
因此，一个国家的状况体现在其城市的状态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群往往建立在城市中。很多时候，城市的建筑体现其社群精神。在京都和槟城这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城市，当本地市民意识到要保护和保存引以为傲的城市历史时，城市就获得了复兴。
但社群难建易毁。今天的香港被深深地撕裂，因为从高房价中获益的那群人，忘记了年轻一代越来越觉得被边缘化。他们无法承担像样的居所，对能否找到好工作感到不安，同时坚信自己可以改变制度。一座拥有巨大财政盈余和储备的城市要怎么用这些钱呢？这些财富为什么没有被用来解决年轻一代面临的挑战、实现他们的理想呢？
资本主义的理想是社群因为重视私有产权而强大。每个人都应当拥有私有地产。但我们真的拥有土地吗，还是仅仅是为未来世代暂时管理这些资产？
每一代人都必须认识到他们带不走这些资产。美国出生于1946年到1964年的7300万婴儿潮世代，他们创造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但也留下前所未有的巨额债务。每天1万多美国人退休，但其中有一半仍然要支付按揭贷款，可能没有足够的退休收入。退休成本意味着更多赤字和更多债务，而这些都压到了下一代身上。
因此，年轻人的沮丧和愤怒不难理解，他们非但没有继承财富，反而要背负巨大债务。很多年轻的学生需要偿还巨大的学生贷款，如果买房子还要承担按揭贷款。所以他们才开始质疑现状。或许他们的表达方式不是很恰当，但他们的问题需要认真回答。
建制派要怎么做呢？有些人决定做慈善。一位聪明的朋友告诉我，伸出温暖的双手（而不是冷漠以对）很重要。然而，慈善是不可持续的。
那些创造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的人可以改变我们的社群和城市。房地产公司不应为富裕阶层建立大门紧闭的社群，而应建立鼓励全社会参与的生态体系，让所有人都有工作。
城市无法创造社群身份认同，反而带来异化和沮丧感，这也就毫不惊讶了。社会责任感来自于我们意识到不管我们做什么，长期来看可以持续的并不是我们的个人利益而是社会利益。不管哪个社群，改变都始于个人。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