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文
近来中美关系颇不平静。从当选到现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已经在事关中国的一些议题上做了不少文章，除了在决策团队中延揽以对中国言辞“强硬”而知名的人士外，还在台海两岸关系上有所动作。在公开高调接受台湾地区领导人祝贺其当选的电话后，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宣称美国可以考虑终结“一中”政策，引发美国国内及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此外，特朗普提名以亲俄而著称的原美国石油公司高管出任国务卿，被普遍解读为欲释放信号改善美俄关系，并冀图“离间”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甚至推行“联俄抗中”策略。
种种迹象表明，未来一段时间，在特朗普团队候任及执政前期，中美关系或将迎来相当不确定性的磨合期甚至摩擦期。需要警惕的是，美国政治图谱中左右两翼强硬派人士在对华议题上可能出现一定的合流，前者强调人权、劳工福利、环保等议题，而后者可能在汇率、市场开放度等问题上施压。
为避免被牵着鼻子走，相关方面启动各种渠道开展与特朗普团队和美国主流智库的对话，精准研判特朗普政府关于中美关系的观念和政策路线图至为重要。当然，考虑到特朗普政府本身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可能还需要一段学习和调适阶段，在其对华政策真正成型之前，中国需要尽快制定相关危机管控预案，未雨绸缪早为之计。
不过，比“见招拆招”更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构建一个稳健的战略生态去因应中美关系新变局。这需要我们深入考量中美关系在新阶段的基础和主基调是什么，有哪些“变”和“不变”，然后判定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大战略，并在此一总体战略框架内通盘考量中美关系应对之策。
判明中美关系新时期的基础和主基调需要深入分析过去数十年维系中美关系大局的深层次因素及其变迁。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经历了从联手“反霸”，到商贸关系为主轴，再到加入联合“反恐”和携手应对全球共同关切议题等合作基础的变迁，而美国对华政策也经历了从缓和到准同盟到“全面卷入”再到期待中国成为“负责任利益相关方”等基调的变化。而2008年以后，随着中美国力的消长和地缘战略格局的调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调适期，中方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未被美方决策层全盘接受，而美方的“重返亚太”则被普遍视为隐隐含有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意图。
如今特朗普的当选无疑令仍在摸索新时期主旋律和合作新基础的中美关系投下新的变数。但需要清楚看到的是，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中美之间的彼此需要和依赖仍然大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中国依然需要美国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中国巨大的市场也仍然对美国的投资者和出口商构成巨大的吸引力，中国的出口产品对美国消费者而言也依然有其竞争力。
无论美方如何强调“制造业回归”，也无论中方如何强调“自主创新”，双方经贸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现实无可更改。且全球价值链构造经年，其间所牵涉的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的利益，任何剧烈的冲击和调整都会带来多输的结局。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主基调仍将以合作互惠双赢为基础，而身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还有着携手引领国际社会进行全球治理协作的道义上的重任。中美之间或许会因为全球化退潮期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以及地缘利益的调整而出现这样那样的磕碰，但大打出手不太可能，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和中国对抗的美国会再次“伟大起来”，也无法想象在一个美国全面收缩的世界上中国能独当一面。
对于中方而言，身为双边关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在合作共赢的大方向和总体战略框架确定的情形下，应更多采取大局为重的总体策略，确保中美关系“资产负债表”大体处于“盈余”状态，而不汲汲于一时之得失。
大方向既明，具体议题的处置便可灵活把握相应的底线原则和弹性空间。有舆论认为，特朗普及其团队目前是以一些议题上的“进攻”来换取中国在另一些议题上的“让步”。针对这样的态势，中方应主动表明哪些议题不可能有让步空间，哪些议题可以合作共赢，以及早避免美方“盲测”所带来的损害。
在具体的应对过程中，政经议题应分开处置。经济议题大可见招拆招，或通过已有的平台和机制比如世贸组织进行解决。而在一些暂时无解的政治议题上，则大可从长计议，划定底线后淡化处理，不必每次都闻鸡起舞。
此外，还应该坚决摈弃那种可能逞一时之勇和一时之快的主张，而冀图诉诸于支持与美国交恶的政权或势力来反制美方的所谓“声东打西，围魏救赵”的主张更是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