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文
中国改革的起点就是为了纠正计划经济信息不对称、激励不足和预算软约束等种种弊端。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能够不断打破计划经济桎梏，不断释放市场经济活力。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是、现在是、今后将依然是我们不断取得进步的制胜法宝。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过程中，尤其是近期落实中央“三去一降一补”战略的过程中，在一些领域和部门中出现了计划经济思维回潮的苗头。这或许是与人们一些认知和观念误区有关，也即在经济向好阶段可以更多发挥市场力量，而应对危机则不妨更多发挥政府力量进行逆周期操作，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独有的体制优势。这些观念误区及其指导下的错误实践，理应引起各方的关注和警惕，以免干扰中国经济寻找可持续发展新常态的大局。
以去产能和去库存为例，一些行业和地区不是以市场化手段为主，以市场力量竞争破产兼并重组来淘汰冗余落后产能，而是以行政手段去产能为主要方式，然而又出于维稳考量不敢关停并转，结果导致去产能变相成为去产量，进而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
由于计划经济对包括季节因素在内的市场供求信息变化接收并理解进而转化为决策的先天性滞后，以计划经济思维主导行政去产能人为加剧了稀缺，结果造成人为价格上涨和通胀压力抬头。一段时间以来的“煤”飞“色”舞已经把现实的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传递到下游行业和企业，PPI的上涨即与此相关，也令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率依然低迷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
吊诡的是，由于价格的上涨是人为限产量而非真正市场化意义上破产兼并重组去产能的结果，又导致全行业利润水平并未提升，全行业负债率也未得到改善。而未来随着经济新周期的到来而解锁限产令，冗余产能很可能再度死灰复燃。
同样的情形和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出现在去杠杆工作中。或许出于担心市场化去杠杆会呈加速趋势而不可控，进而导致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相关部门倾向于采取以更可控的债转股的方式来去杠杆。作为一种阶段性权宜之计，债转股方式自有其现实意义和优势，但需要警惕的是，一些部门和地方简单通过拉郎配的方式来让银行成为债转股的主要承受者。
上一轮债转股的经验教训表明，在缺乏代表市场力量的积极第三方参与的情形下，通过债转股方式去杠杆效果不会太好，目前一些部门为配合债转股推出的以银行为股权投资者的投贷联动模式，也蕴藏着潜在的风险。而一些地方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债权直接划转的方式，只是暂时实现了风险的账面转移，并没有达到实质性去杠杆的效果。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上述行政色彩较浓的去杠杆方式不宜久为，否则或将风险押后处置并不断积累，或者甚至变成加杠杆，反而会令市场风险加剧。
除了存在于存量处置领域外，行政计划思维在寻找新动能和新引擎方面也有所体现。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以创造适宜的宏观环境和加强对相关软硬基础的投资来激励企业和社会创新不同，一些地方热衷于以政府力量出面设立产业引导基金来“培育”新产业。这种变相的招商引资往往忽视产业和市场规律，冀图走捷径以平地起高楼的方式大干快上，结果往往效果不佳，而由于产业引导基金多由地方财政资金加银行出资的方式组成，也往往加剧了地方债及相关金融风险。
此外，行政计划思维也出现在社会福利建设领域尤其是扶贫领域。为确保作为现代公民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产品享有权的实现，和对市场竞争落败者进行必要的社会救助，现代国家的政府都被赋予了建设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安全网的责任和义务。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部分地区和人群的贫穷落后，一方面是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供应不足所致，另一方面则更是因为缺乏进入市场的渠道和网络。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数亿人之所以能够摆脱贫困状态，中国在扶贫方面之所以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广大农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城乡二元身份藩篱，能够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因此，廓清广大民众参与和接入市场的障碍，是最有力的扶贫。即使公共福利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建设本身，也离不开市场力量的有序参与。而冀望主要通过行政划拨和分配资源的方式来进行扶贫，则有着重蹈计划经济窠臼下效率折损和行政腐败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