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实体经济”的虚实之辨

《财经》记者 焦建/文  

2017年01月09日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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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好的新实体经济的终极意义,一是增加优质产品及服务的供给,二是对一国经济提供足够的税收,三是打破虚实经济关于容纳就业的认知,容纳足够的就业

“我们正在进入‘新实体经济’时代,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才叫实体经济。”1月7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广宇参加在深圳举行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7年会上表示,“不能局限于生产和制造才是实体的看法,服务和流通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部分。而在发展好的‘新实体经济’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供给要素是企业家精神。”

诺亚控股有限分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也在此次年会发言时指出:制造业并非都“实”,金融业并非都“虚”。如果重视制造业,轻视服务业,把制造业等同于实体经济的话,就遇到了矛盾。“新常态的增速下降本身就是脱虚的过程,尤其是制造业脱虚的过程。”金海年称。

2016年10月13日,李克强总理考察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时曾对新旧经济有过深入阐述,2017年1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总理进一步明确提醒,要正确认识“实体经济”的内涵:“实体经济”是一个相对于“虚拟经济”的概念,不是仅仅包含制造业,而是涵盖着一二三产业。他说:“网店是‘新经济’,但直接带动了实体工厂的销售;快递业作为‘新经济’的代表,同样既拉动了消费也促进了生产。这些典型的新经济行业,实际上都是‘生产性服务业’,都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他还说:“我们培育壮大新经济、发展新动能,不仅是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是在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促进实体经济蓬勃发展。”

2016年10月13日,李克强考察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 中国政府网资料图

在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大背景下,2017年初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此次年会,再次就如何振兴实体经济、如何认识“实体经济”进行新的讨论,引起外界关注。

新实体VS老实体

“新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基础,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把发展新实体经济放在了国家战略高度上来对待。”王广宇对《财经》记者表示,但要注意的是,“一提发展实体经济,并不是说就要开工厂,要去发展传统的、相对粗放型的基础工业,以及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

对于产能已然过剩的此类实体经济,王广宇指出,“无论哪个复苏都不是好事情,是不值得振兴的,而是要按照三去一补的改革方向,坚决去除落后产能。”“在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恶化到如此地步的失衡,一系列的落后产能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

金海年则结合金融业的案例提出:制造业并非都“实”,金融业并非都“虚”。实际上,各界对于虚实的看法,一直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中国曾经重视农业轻视商业,结果错过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互联网开始时,中国也曾重视硬件轻视软件,认为软件是无形东西,是不实的东西,当时提出鼠标和水泥的比较,觉得鼠标不如水泥,但现在看来,水泥带来的污染其实更大。

“如果重视制造业,轻视服务业,把制造业等同于实体经济的话,就遇到了矛盾。中国目前面临的污染、产能过剩、高能耗等一系列问题,其实都来自于制造业。因此,制造业其实并不‘实’,反而应该做的是脱虚、减肥。与之相比,现代服务业能够提供高收入、低排放,就业空间广阔,反而是更实的领域。”金海年称。

金海年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符合了“朱格拉周期”的经济规律。而新常态下的增速下降本身,其实就是脱虚的过程,尤其是制造业脱虚的过程。1862年,法国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首次提出这一概念,认为市场经济存在着9~10年的周期波动。这种中等长度的经济周期被后人一般称为“朱格拉周期”。

在这一“脱虚”过程中,王广宇建议,不要用“虚拟”和“实体”来划分企业,而是以“好坏”来区分,好的企业就是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创造税收、为人民提供就业机会,为中小企业提供普惠金融,能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为传统行业提供新出路的企业,这才是需要大力去扶持和发展的实体经济。

“发展好的新实体经济的终极意义,一是增加优质产品及服务的供给,二是对一国经济提供足够的税收,三是打破虚实经济关于容纳就业的认知,容纳足够的就业。”王广宇称。

在回答《财经》记者关于“何谓好的新实体经济”这一提问时,王广宇指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改变了许多传统的行业,为新实体经济找到了新的方向。

金海年亦指出:真正划分虚实的标准,不是看是否生产有形的产品,而是看是否满足居民最终的消费需要。第三产业也有满足最终消费的,比如医疗服务和金融服务。

定位政府角色

在中国的产业发展语境之中,政府扶持如何与产业发展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关系,是一个讨论已久的话题。在发展“新实体经济”时政府应起到何种作用?亦是此次年会上多位研究人员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

在此次年会上进行主旨演讲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2016年可被成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主要切入点是启动了‘三去一降一补’工作,2017年需要抓紧时机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有必要提出,在‘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中,虽已取得明显进步与成绩,但也存在主要使用行政介入方法的局限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不够,易出现违背经济规律的偏差,很有必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兴利除弊。”

对此,金海年亦指出,下一步我们应注意的,是实现“市场与政府的供给均衡”,即:

首先,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制度供给,包括污染排放的外部性成本转化为资源与污染税收体系;金融监管应侧重风险和解放创新生产力的平衡;劳动能力缺失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供给。

其次,在政府不是直接进行行政干预而是通过上述手段管好外部性的同时,市场应完善好自身的调节机制,包括调节产能及降低库存过剩以及进行环境保护;优胜劣汰,实现去产能和去污染的统一;最终资本来激励人才和社会治理资源的投向,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

来自产业界的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燃气)董事总经理兼总裁刘明辉,亦结合自身企业案例,给目前的政府角色调整提出了建议:

中国燃气在华北某地正在进行一个涉及百万居民的“煤改气”项目,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投资总额超过百亿元,是项目的主体部分。第二部分是投资5亿元左右,在当地建一个燃气灶具的传统制造业生产基地。

“对于后者,地方政府一听就很感兴趣,谈条件,给优惠,希望赶紧上马。对于前者,虽然也有兴趣,觉得挺好,但好像老觉着这不是‘钱’,没法给出明确的征多少地、解决多少工人就业的指标。”刘明辉对《财经》记者称。

“按照过去大家理解的方式,采掘燃气的是实业,服务用户的燃气公司就不是实业,这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实际上,没有后者的实打实的运营,用户怎么能够直接用到燃气?它肯定是实业,是新实体经济。”王广宇称。

“感性上,大家都觉得新实体经济是好事情,但在传统的行政序列当中,还是只把制造业当成实体经济,其他新做法、新业态都不怎么算是。此外,对于前者,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既有认识,也有手段,对于后者,则属于既没有严格界定,也难以考核,因此处于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尴尬境地。”刘明辉称,“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待遇,应该把概念再扩展一些。”

2015年6月,中国燃气成立中燃慧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致力于建设行业第一电商平台,为中国燃气用户及广大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智能生活服务,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以家庭、社区为核心的全新生态体系。

“在我们把相关业态和灶具生产等制造业企业打包做后续资本运作,有香港的投资顾问就指出,这种新型业态不应该算是传统制造业,而是服务消费业。因为你卖的不只是产品,还包括上门安装及持续的售后服务。”刘明辉称。

提振企业家精神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于生产要素配置,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等等,是任何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所必须的。”王广宇表示,伟大的企业家和卓越的企业家精神,最终会造就基业长青的公司和优质的产品。

“在中国以往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与腾飞过程中,中国亦出现了一批能够比肩美日等国成功案例的企业和企业家,其从跟随模仿国外的技术起步,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到现在成为业界上数一数二的创新型企业。这些是社会和企业的成绩,也毫无疑问,与企业家的努力不可分割。”王广宇称。

王广宇认为,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中,要让企业家真正释放市场创新的活力,真正带动新实体经济的振兴,有三方面的思考:

首先,对发展新实体经济的时期,企业家的作用要有所转变,实现四个聚焦:第一聚焦于技术研发,加快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提供新供给。第二聚焦于配置资源,适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企业经营方向,重新配置市场资源。第三聚焦于合伙发展,优化企业的产权和治理结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新时代是合伙人的时代,分配出效益。第四聚焦于组织文化,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有效组织和带领员工冲出困境,走向广阔的天地。

其次,企业家的能力要有所升级。作为投资者,对于企业家的能力发展有四点建议:第一,创新能力,是引领企业实现创业转型的关键,每一个企业在进行新的业务开拓都是一次创业,只有创新才能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东西,开创新市场,赢得新客户。第二,战略能力是应对企业危机的关键要素,要在战略认识上要做到超前洞察,战略选择上要准确把握,注重长远利益。第三,管理能力是完成企业家职能的首要条件,在企业转型过程中,需要企业家根据企业的自身资源状况管理组织结构,有效配置资源。第四,资本能力是放大器,今天的企业必须要学会整合产融资源,企业家必须要学习和使用金融工具。

最后,社会综合改革中要重新给企业家定位。第一是要从法律上充分肯定企业家的贡献,保护产权,重视法制。第二是要加强诚信,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严厉打击失信行为。第三是对于商事制度和税收制度开展重大改革。第四是给予创业者和企业家超额回报,激励更多年轻人和优秀人才投身事业,对于初创公司在税费上减免,在手续上简化,在金融上扶持。

“没有从社会文化上对于成功者的正面褒扬,没有资本市场对成功者的超额激励,就不会有新的实体企业再次登上高峰。”王广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