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对塑造未来的作用越发重要，我们应该对它们所花费的资金有更大控制权
萨迪克·汗（Sadiq Khan）/文 伦敦市长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都市为数不多，作为其中之一的市长，我亲眼目睹这些大城市正在全球化的世界发挥更大作用。从伦敦到纽约，从巴黎到北京，这些城市联系起来，形成了全球经济的中枢系统，主导了商业、贸易和企业。它们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投资和创新，处在从科学到文化一切事物的前沿。如果19世纪是由帝国定义的，20世纪是民族国家，21世纪则将因为这些城市的崛起以及它们帮助开启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进步而被铭记。
这些城市的活力与众多国家政府愈发功能失调，经常陷入瘫痪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很多时候，民族国家在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挑战时束手无策。面对全球化时，它们表现无力，无法对市民或者大企业的需求做出反应，而后者随时可以搬迁至海外。
很多民族国家因为太过集中而无法进行有效治理。无论是经济、住房、交通还是能源，鲜有政策领域需要一个通用的国家性解决方案。在政府过于集中化的国家，决策所需时间过长。城市则更灵活，更能理解市民的关切，能更快对他们的需求做出回应。
在这个快速不停变化的世界，城市能更好地应对数字化的颠覆，把技术剧变转为优势。城市也更容易从经济冲击中复原，因为它们反弹的速度更快。在伦敦这样伟大的城市，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将一直对商业和新的人才保持开放，无论国家背景发生了何种变化。
我们这些主要的城市正在日益驱动现代经济，如果城市之间能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挑战，我们还会有更多收获。在每一个领域，从刺激经济增长、为新的基础设施注资到解决空气质量问题、动员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和保护自然环境，城市都走在了前面，中央政府落在了后面。在这个世界，有着不同种族、信仰、背景和国籍的人们越来越共存，城市正倡导新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我们的多样性，促进社区凝聚和鼓励社会融合。
通过更加紧密的合作和分享最佳实践，我们的城市能够在解决所有紧迫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这也是我为何自从上任以来，建立了与其他城市的关系，比如巴黎、纽约、蒙特利尔和芝加哥，并将此作为一个优先事项。我想了解在这些伟大的城市哪些方法是奏效的，哪些又是行不通的，从而把最好的想法用之于伦敦，使所有伦敦人受益。
但如果英国的城市和世界上其他城市想要进一步释放潜力，在未来数十年推动增长和进行改革，它们需要对自己的命运有更多的控制。目前，伦敦政府只能控制7%在首都筹集的资金，而在纽约，这个数字是50%，香港则是70%。
给予伦敦和其他大城市更多自治权不仅将帮助释放我们的创造力，也将实现更伟大的创新和更高的增长。这应该在2017年及其以后成为一种全球主要趋势。各个城市应该得到更多的控制权来决定花在人才、住房、交通、卫生和教育上的经费。
多年来，美国联邦制赋予了城市和各州更大的权限。这已经在培育增长和鼓励进步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伦敦人口的数量相当于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人口总和，但我们对首都如何运行以及如何带来有意义变化的控制权却远远不够。
夺回控制权
英国脱欧使得城市拥有更多控制权的需求变得更加紧迫。伦敦是我们全国经济的引擎，虽然英国政府寻求实现全国性的繁荣也是正确的，要认识到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当伦敦成功，英国也会成功。在我们首都聚集的财富可以扩散至更远和更广。将更多权力下放到伦敦符合英国的利益。
除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如果全世界的国家政府想要认真帮助那些因全球化而落在后面的人，它们需要承认城市在21世纪创造更公平、更繁荣社会的关键作用。我们需要工具来最大化实现发展，确保它对所有人都是包容和可及的。■
（翻译：江玮，审译：袁雪）
本文由《财经》2月6日特刊《世界2017》刊发。《世界2017》中国大陆简体中文版， ©2016 经济学人报业有限公司，《财经》杂志获《经济学人》独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