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民:“特朗普风险”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荣民 / 文  

2017年03月23日 21:54  

本文5367字,约8分钟

对于传统意义上“脚踏两条船”、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亚太国家而言,2017 年的亚洲贸易在“特朗普风险”中如何跌宕起伏呢?

从1月20日就职演讲中喊出“雇美国人,买美国货”,到就任总统后签署的第一个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再到3月1日国会演讲中再次强调“相信自由贸易,但同时,也必须是公平贸易”。

从竞选时多次要求“制造业回流美国”到国会演讲时宣称“通用汽车、福特、克莱斯勒、斯普林特、软银、英特尔、沃尔玛等已经宣布将在美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再到指责多国“汇率操控”并提议“边境税政策”在内的诸多经济贸易政策调整计划,特朗普总统的“雷厉风行”和“一意孤行”让欧洲领导人公开提出了“特朗普风险”的概念。

正如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退出TPP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进入了新的时期。观察近2个月来特朗普政府对贸易政策的取舍,曾经是自由贸易领导者的美国已经选择了“逆全球化”的反向路径,正在并将继续采取更趋保护主义的、更加注重“美国优先”的措施,更加从紧的系列贸易政策。

在亚洲,对像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越南等翘首盼望TPP实现的国家而言,特朗普在就任第一天就让美国从TPP中抽身的行动,被理解为美国亚太政策开始转向和贸易政策的重大调整。对亚洲来说, “特朗普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贸易保护主义。亚洲国家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美国自由贸易主张的转向。特朗普总统在国会演讲中强调的“相信自由贸易,但必须是公平贸易”的主张就是贸易保护和重商主义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孤立主义抬头的直接体现。TPP的胎死腹中就解读为特朗普政府在亚太地区贸易退却的第一步。走向逆全球化过程中的“特朗普风险”,对于亚洲地区必然意味着贸易增长的放缓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随之带来投资的减少和经济增长的疲弱。 “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那些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贸易、贸易增长又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而言是最为贴切的。

对地区安全的威胁。面对朝鲜的不安分、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南海问题等影响地区安全形势变化的因素,特朗普已经在国会演讲中

确认要增加国防预算。此外,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要在亚洲部署大量美国军事力量,要求日韩承担更多的费用与责任,这无不加剧亚洲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进而促使中国在2017年的预算中扩大国防开支。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和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于经济增长的致命影响已不言而喻。

美国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除了贸易政策的转向,美国是否会采取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促进制造业回流政策如何落地和力度、国内减税等税制改革的外溢效应、美元究竟是走强还是走弱、美联储对加息态度和紧缩货币政策的取舍、放松金融监管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全方位放松行政监管带来的效应等一系列“特朗普风险”因素,对依赖美国市场需求并同时拥有大量美债的亚洲国家可以说是“休戚与共”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如发生变化势必导致亚洲国家在吞咽出口下滑苦果中去面对GDP增长态势的停滞、成本推进式通货膨胀和贸易顺差缩减引发的诸多社会经济难题。

“特朗普风险”的核心是美国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和安全关系很可能出现深远改变,而且可能是影响负面的深远变化。那么,对于传统意义上“脚踏两条船”、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亚太国家而言, 2017年的亚洲贸易又会在“特朗普风险”中如何跌宕起伏呢?

中国 ★★★★☆

对于中国而言,2017年开始的未来四年里,“特朗普风险”将给双边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2017年中美全面的“贸易战”未必能开打,但如果美国从指责中国汇率操纵并采取实质措施予以制裁的话,包括出台征收惩罚性关税、发起更多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措施、挥舞知识产权“大棒”、高举贸易壁垒“利剑”,借助WTO争端解决机制消减、贬损中国经济贸易政策等举措,将形成全方位合围与四面夹击的攻势,这不仅会对中国的对美贸易产生负面影响,更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

这仅仅是限于贸易领域的“特朗普风险”影响,还没有考虑中美双边政治、军事关系的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力。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如何在贸易政策上“出招”某种意义上不如中国政府的反制和应对更值得让人期待和关注。

日本 ★★★

安倍首相是美国传统盟友中第一个前往美国会见特朗普总统的。即使言辞恳切,并把全球经济复苏“重任”赋予TPP,他也难以阻挡不认为TPP带给美国“最大直接利益”的特朗普总统即时废止TPP的坚定。,更难掩失去TPP这个“重盾”呵护之后的痛心疾首。

失去了TPP的日本在2017年,不仅没有了利用多边贸易协定制约与影响中国的“工具”, 更让它在日后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没有了最大的谈判筹码,同时也失去了大量输出产品的便捷“通道”,直接导致对国内GDP恢复的影响。

何况,特朗普指责的“汇率操纵”货币中是跑不了日元的,声言的“惩罚性关税”征收里日本产品也不会幸免,贸易救济措施从来对日都没有停止过使用,趋向保护主义的美国贸易政策调整对日本的影响无需多言,而且成为特朗普总统手中处理对日关系的一副“好牌”,因为它与美国新执政周期下国内安全政策和传统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紧密相连。

从2017年开始的未来至少4年,面对“特朗普风险”的日本,无论在全球经济发展或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还会持续下降,成为“经济大国”的概率越来越小。

韩国 ★★★☆

纷乱的内政和朝核局势已经让韩国烦恼丛生。而自身在2017年经济贸易发展中的“特朗普风险”又让已经十分困难的韩国政府烦恼颇多:

一是,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批评2012年签订的美韩自贸协定导致美国流失了近10万份就业机会。3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提交的《贸易政策报告》中对美韩自贸协定做出了负面评价。认为过去五年,美国对韩出口下降12亿美元,韩国对美出口却增加了130亿美元,导致美国对韩贸易赤字增加了一倍以上, “这并非美国人想要的结果”。韩对美贸易比重高达12%,未来美韩双边自贸协定是否修订并如何修订,再加上TPP终止等因素,会不会让韩方“心灰意冷”。

二是,韩国贸易环境恶化可能性较大。因为特朗普所谓“同盟是同盟,贸易是贸易”的外交政策正在逐步变成现实。实例之一就是美国针对韩国钢铁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一点都不比针对中国的少。

三是,韩元会因不利的贸易环境和朝鲜半岛不确定因素的加剧而受挫。

四是,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和特朗普总统要求韩国承担驻韩美军全部费用等问题必将使韩国的财政困境恶化。

五是,韩国对华贸易比重高达23%,贸易盈余主要来自于中美两国。韩国一旦部署“萨德”系统,中韩双边政治关系的被破坏必将带来对经济贸易关系的极大伤害。

印度 ★★☆

特朗普总统声言将惩罚那些把工作机会送到亚洲的美国公司,因此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回流本土”。作为承接服务外包的主要国家,印度的利益将直接受到影响,甚至带来对财政收入增长的严重损害。

因为印度本身是亚洲地区为数不多的对美贸易逆差国家。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对于很多从事TI产业和软件开发的印度高级技术人才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

越南 ★★★★

“特朗普风险”影响的不光是2017年的越南,更是未来的越南,尽管越南看似波澜不惊,但越南真的无法“独善其身”。

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越来越多的服装和鞋类生产企业都将工厂从中国迁往了越南, “越南制造”的纺织、服饰和鞋类成为带动越南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韩国一样,越南对加入TPP抱有极高的期望。

世界银行曾预测,TPP一旦生效,越南将会是12个成员国中获益最大的,出口额在2030年激增30.1%,本国经济也将增长10%。而现在这个助推国内经济发展的“贸易引擎”可以说是被动地失去了动力。而一旦中国受到“特朗普风险”而“城门失火”,越南则是“殃及池鱼”中最受影响的。

因为越南对华出口占到其总出口量的10%,中间产品在其中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产品在中国今后后续加工后多数出口至美国。 “特朗普风险”将会使2017年越南严重外贸依赖型的经济受到重创,导致其GDP增长放缓,因为越南的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竞争力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几乎没有可比性。

菲律宾 ★★★☆

菲律宾是东南亚最依赖对美国出口的国家,“特朗普风险”将直接打击菲律宾的出口增速。菲律宾业务流程行业(BPO)总收入的约四分之三源于为美国公司提供服务。

从业人员超过了100万人,行业收入相当于其GDP的8%。一旦制造业回流美国加速,服务外包行业遭到的打击必然减缓整体经济的增长。而特朗普总统的移民限制政策也将导致菲律宾海外工人的就业规模受限。

海外工作的菲律宾人中的35%在美国工作,他们汇回国的款项是菲律宾经济的重要外汇来源。一旦美国政府对汇出美元征收税负,则直接影

响菲律宾的国内收入。因此, “特朗普风险”对菲律宾的冲击不可小觑。

2017年是特朗普政府运行的第一年。在初期阶段,保持现有贸易政策的稳定性有现实需求性,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而出台颠覆性贸易政策的概率

不大。对于力求美国经济复苏和制造业回暖的特朗普政府来讲,早一天调整现行的贸易政策就能早一天兑现竞选承诺。而对于亚洲国家来讲,则早一天受到“特朗普风险”的影响和制约。

针对亚洲最重要国家的中国,特朗普政府会灵活地选择对中国贸易政策与产品出口中的“易功点”来发力。即使双方不爆发所谓的“贸易战”,美国也会通过各类多双边谈判中施压、增加国内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案件数量、强化国内贸易法律的执行力度等形成多点出击、只打关键、不伤总体的态势来对中国实施多项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或限制,以此影响、制约乃至破坏中国贸易政策制定、实施和遏制中国产品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

而这必将对其他亚洲国家产生相当大的撞击效应。亚洲是世界的制造业枢纽,跨境垂直供应链十分复杂,而中国则位于成品组装领域的前沿,容易遭受贸易中断和成本压力。而许多亚洲国家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一旦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和贸易壁垒增多,尤其是中国经济受到“特朗普风险”遭受更多伤害,必然会将这种负面效应传导到对整个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领域。

如是,2017年的亚洲地区在“特朗普风险”影响下将出现的出口下滑、潜在的商品价格上涨和商品进口数量剧增都会导致贸易顺差的缩减。

由于经济依赖于贸易的现状难以改变,亚洲国家消费物价通胀上升的概率将增大,因为在“特朗普风险”下,亚洲企业通过全球生产的配置来降低生产成本已经变得十分困难,贸易量的缩减乃至中断则会引起供给冲击,带来大宗商品的短缺和产业链的被打乱乃至断裂,整个地区贸易

形势的恶化将推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并导致资本流出增多,进而会导致GDP增长率进一步下滑,并逐渐加深亚洲国家的地缘政治紧张。

反观美国,在“特朗普风险”的作用下,2017年美国经济走向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并与美国经济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一起对亚洲乃至全球的商业信心造成很大冲击。假以时日,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实施和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导致的贸易不平衡、货币贬值不可控与利率降低不可行又会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下跌。而金融市场的下跌借助财富效应、信心和信贷效应向全球经济传导并造成第二波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亚洲国家将不得不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来缓解国内经济压力,不得不着眼于重振内需来缓冲出口下滑的重压,都将促使亚洲国家在2017年更加注重采取经济刺激政策来确保GDP下降幅度可控、消费物价上涨力度可控、贸易顺差缩减力度可控,力保本国社会经济的稳定。

作者曾任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二等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