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中国债务问题2015年后好转 前两年确存问题

2017年03月24日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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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研究,前两年中国债务确实是有些问题,现在务问题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了”,3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2017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预测暨前瞻指数发布”分会场作出上述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李扬表示,债务无所谓好坏,需要与其他指标对比才能显出好坏,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债务利息支出和新创造收入之间的关系。2013年之前,中国企业新增利润覆盖且超过利息成本,国家GDP新增量覆盖甚至超过整体经济支付利息,从2013年之后开始弱化,但从2015年又出现转变,利息支出重新低于GDP增量。

对于2015年以后出现的这种转变,“一方面是GDP下滑没有那么快,再就是“三去一降一补”,都是一些降低成本的举措”,李杨分析。

他还称,解决中国债务问题,除了从金融面来入手,还要从实体面尤其从企业面入手,因为中国的金融问题说到底是国企问题。现在看起来,中国还是有决心在做这件事。

以下为李扬发言实录:

王波明:我估计也包括中国增长是没问题的,但是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债务,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您结合着亚洲发展,您是金融方面的专家,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李扬:今天上午我讲了一上午的话,主要就是我们带来了一个成果在这里进行发布,成果的题目叫“管理结构性减速中的金融风险”,正好也和这个题目契合,中国现在正在减速,我们给的一个解释是结构性变化,是因为结构性变化造成的减速,减速过程中会有金融风险。后来记者提题,其中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对亚洲经济起到了压舱石作用,朱镕基总理一句“人民币不贬值”,使当时动荡的亚洲金融形势和经济形势稳定下来了。他说你比较一下,现在的中国和那时候的中国有什么区别?当然中国现在遇到的环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也没有这样一个机会说人民币如何如何,或者中国的增长如何如何。但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些现象,现在全球的经济增长,有一些国家超过7%,观察一下都在中国周边,基本上没有和中国有接壤关系的超过7%的很少。可能没有像朱镕基总理当时提出的“人民币不贬值”这种简单的关联,但是有更复杂的关联,使得中国在亚洲更加举足轻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如果能够把自己稳定下来,使自己的一些风险不至于演变成危机,那么对亚洲就是最大的贡献。

说到债务问题,我今天上午专讲债务,因为我们连续编了中国12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很多媒体和研究界都知道这个成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使用我们的成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向企业,向地方、省市县编,希望用比较科学的框架把中国的账算清楚,债务问题等等就很清楚了。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简单地看债务无所谓好坏,它一定有一个和别的指标相比较才能显示出好坏来。一个很重要的比较,就是债务利息支出和新创造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在2013年之前没问题,企业的新增利润覆盖了它的利息成本还有余,在国家来说GDP的新增量覆盖了整个经济支付的利息还有余,我们新增的储蓄债务有余,从那之后就有点弱化。

王波明:这个事很简单,当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覆盖起来容易,你那个说法就是一直下降,它肯定是一个恶化的过程。

李扬:如果说我们能像西方国家一样搞负利息,成本也下降,两个都下降,但是中国有一段时间在收益率下降、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利率没下,成本上升了。所以应当说前几年中国经济是最困难的时候,整个社会上哗然,企业说我们都为银行打工了,到最后还不够。私营企业跑了不干了,国有企业硬挺着,要吃老本去还息了,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至少从数据上来看,从2015年转变了,2015年利息支出又低于GDP增量了,一方面是GDP的下滑没有那么快,再一个是“三去一降一补”,它都是一些降低成本的举措,所以又恢复正常了。据我们的研究,说实话现在中国的债务问题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了,前两年确实是有些问题。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印证,中国现在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占GDP的8.2%,高于美国,这不是说中国的金融多么有效率,而是中国多么垄断、多么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也和我们刚刚说的成本和支出的比较是相会印证的,就是看起来贡献大,什么叫贡献大?你拿的都是别人的利润,这样一个好数字到这边做成本比较的时候你是成本,互相印证。我觉得数据是能解释通了。如果解释通的话,中国情况开始在好转。2016年就好了,2015年是个焦点,在2013年的时候一下子超过去了,后来又下来了。

王波明:你展望2017年,是渐入佳境还是什么意思?

李扬:我只能说没有恶化,比较稳妥一点来讲就是说没有恶化。再加上这个事已经引起关注了,我想下一步我们如果能够在金融改革方面有些切实的举措,这个事情就不会出大问题。当然对解决中国债务问题,除了从金融面来入手,还要从实体面,尤其从企业面,因为中国的金融问题说到底是企业的问题,是国企的问题,所以这两面都得解决。现在看起来还是有决心在做这个事情的。金融部门为什么利息收入这么高?你看看中国的表就知道了,整个资金在金融利息里转,A银行到B银行,B银行到C信托,C信托到D证券公司,D证券公司到E保险。我一个学生算过账,他说一个交易,比如说某一个实体部门需要有一笔钱,这笔钱按照现在的监管规定出不去,能出去的又没钱,于是他就要通过合作,通过金融间的交易平均四次才能够到达那个地方,每交易一次就加减息,所以就把成本加上去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会有大规模的同业交易?监管套利,监管之间出了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能够理顺监管体制成本还会下来。如果国企改革坚决抵搞下去,最主要的是我们要从企业角度着手,因为简单的去杠杆或者减债务,拿一点好钱去还坏钱,中国现在有这个办法,就是你不要搞七八年又来一次,因为中国七八年前就有一次,解决了之后又来了,我们不说再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要根除它的体制机制。现在我自己觉得有关部门是认识到这一点了,我同时担任好几个单位的顾问或经济学家,比如说债转股这是一个很大的事,这是我们去杠杆一个非常大的举措,我在做主要的顾问。再比如说去杠杆,这些事情都在做。

所以我们可以向亚洲交代的是,我们给亚洲、给世界可以提供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我们只要稳定了,亚洲就稳定了。我最后再说一个故事,几年前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参加东盟“10+3”会议,在这种代表团里我就是一个小角色,以前我没有研究过欧盟,所以我就在观察,我发现叫东盟可能是一个当今世界上最松散的国家联盟。你看东盟十国间的贸易不到10%,当年的欧盟启动的时候70%多,这是国家间的交易,它有这个基础,东盟没这个基础,但是它和中国的交易都非常高,这也确实显示出中国在亚洲的作用。我们至少在用贸易支持世界,下一步我们还会用投资连接亚洲和世界,我们会做出积极正面的贡献。

谢谢。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