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两京制”甚至“多京制”，至少从西周开始就是这样。
先于西周以前的夏朝，暂无文字可考，传说中的都城在今天山西临汾。夏之后的商朝迁都频繁，最后定都在今天的河南安阳殷墟。周朝起源于西部部落，长期生活在戎狄之间，武王联合众部落东征商王朝，灭了商纣王，领有中原一直到大海的广袤土地，然后他又回到了周朝的根本重地关中，仍以镐为都城。
这就带来了一个大问题。都城在王国的地理位置偏西，如何控制东部一大片土地，防止类似管叔、蔡叔那样的叛乱？尤其在生产力低下、交通很不便捷的上古时代。武王去世后，成王即位，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于是在崤山以东，黄河和洛水之间，营造了洛阳。洛阳在当时处于王朝版图的中心地带，有“宅中图大”之形势，从此，洛阳就成了镐京的B角，西周的“两京”制开始了。
从西周到唐代，中国都城基本上是长安（源头为镐京）和洛阳两个城市A、B角互换。西周因为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所灭，迁都洛阳，是为东周。
从西周开始，中国的政治版图基本上是东西关系，以西驾驭东部，所以在长安以东的地方，保留一个陪都，非常必要。
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崛起，灭掉山东六国，自然首都还是定在根本重地关中的咸阳，始皇帝通过频繁地巡幸东部地区来控制六国的旧势力，来不及营造陪都，就死在东巡途中。汉朝建立后，由于刘邦、萧何、张良、韩信这些帝国开创者是在东部地区长大的，因而他们对控制东部地区更加重视。
汉帝国在秦朝咸阳城的废墟之南，隔着渭河建造了汉长安城。而洛阳成为汉帝国的东都，城市规模根本不亚于长安，直到南阳出来的光武帝中兴，建都洛阳，长安从A角变成了B角。
这两座都城，就是一种姊妹关系，哪个更好，历史上多有争论，为此，班固写过《两都府》，张衡写了《二京赋》，对二者进行比较。
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一直到隋朝统一了中国，仍然定都长安。隋朝短暂而亡，唐帝国代替隋朝，沿袭长安为都城，这时候中国的政治版图仍然是东西控制型的。
崤山仍然是关中往东通往中原的天险，长安、洛阳两个都城之间，潼关代替了函谷关，成为最重要的关隘。
今天国人对关中的印象可能是干旱，甚至有些凋敝，所谓“八百里全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而在汉朝和唐朝，关中的气候是温和湿润的。我们读王维的诗，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这可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象呀。但比起西汉，唐代关中由于土地的过度开垦，历朝历代人口承载得太多，自然环境有所不如，一些土地呈现沙化，一些水系也被破坏。据历史记载，唐朝的郑、白渠，灌溉面积只有汉代的三分之一。靠关中出产的粮食供养长安城里的皇室、官僚以及军队，已然很吃力，需要外地州县转运而来的粮食。尤其当关中发生灾害，粮食歉收，而东部周县转运到长安的粮食又非常困难之时，成本更高。古代主要靠水运，粮食从黄河往西运，三门峡成了难以逾越的天险。为了把粮食运到关中，唐朝历代皇帝和大臣，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在三门峡以东把粮食运上岸，再通过骡马走陆路，翻过崤山，再上船，效率非常低。
当长安的粮食出现供养问题时，皇帝没办法，常常带着浩浩荡荡的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东巡，“就食于洛阳”——相比之下， 全国各地的粮食运到洛阳就方便多了。
在唐代，洛阳除了地理位置重要，足以控制中原和东部州县，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还是朝廷的备用食堂。武则天建立周以后，干脆把首都正式迁到洛阳，改洛阳为“神都”。
朱温篡唐，建立了梁，将首都迁到开封府，长安城和关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从此，长安丧失了作为都城的条件。五代十国结束后，宋朝建立时，中国的政治版图已经从东西关系变成南北关系。
唐代的主要威胁是西北的突厥和西南的吐蕃，以长安城为首都，可高效地应对来自西北和西南的危机。自契丹和金先后崛起，汉族政权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从此中原王朝的主要精力是应对正北和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武力威胁。
元朝大一统以后，那么它的政治中心自然就是在北方，北京成为一个大帝国的首都。元朝百年后，明朝统一了中国。明朝是一个疆土广阔的帝国，从明开始到清末，近600的时间内中国处在南北和北方的竞争状态。南方由于不断地开发，文化和经济超过北方。朱元璋以长江流域为基本盘，得到了江山，虎踞龙盘的南京成为很合适的建都之地。但建都南京，对北方特别是漠北的蒙古骑兵鞭长莫及，这个隐忧长期存在。
朱元璋封他能干的四儿子朱棣为燕王，封藩北平，就是为防范北方蒙古骑兵的威胁。他哪料到自己死后，闹起了家务事，朱棣和建文帝叔侄俩兵戎相见，发生了靖难之役，朱棣赢了，即位，是为明成祖。他把政治中心迁到了北京城——北京从行在升格为正式首都，南京就成了“留都”，就是留下来当备胎的意思。留都南京留了一套政府班子，六部九卿、都察院都有。北京则处在前期与蒙古部落，后期与后金对垒的前线，所谓“天子守国门”，将政治、军事力量集中在北方，帝国时时处在准战时状态。但北方的经济远比南方落后，于是帝国通过大运河将南方的粮食和财货运到北京。这其实是维持大一统帝国的一种平衡术，使南北方不至于差距越来越大而产生离心力。我们今天看来，千里迢迢地从富庶的南方运粮食到北京，费时费力，似乎造成浪费，不如都城继续留在南京，得省下多少银子呀？但在帝国时期，这样的治理成本是值得花费的。
无论是唐代的东西二京，还是明朝的南北二都，一个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帝国，有两个都城，即在首都之外还有一个备用都城，是必要的。这是维持帝国统一的需要。
（《财经》新媒体主笔 十年砍柴/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