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金融出现明显的脱实向虚的偏差，改革开放将近40年以后积累雄厚的社会资本、民间资金为什么不愿意流入实体经济？一定是要素流动不充分，经济学里说如果要素充分流动，不应该在某一个领域里实现超额利润。这就必须给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金融业出现过度的垄断，这些垄断有可能是行政因素造成的，当然也不排除自然阶段性、寡头式的垄断因素。我们能做的是消除行政垄断因素，这就涉及到供给侧改革攻坚克难的命题。”6月18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2017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
贾康表示，如果要让要素流动更畅通，减少阻碍，他并不认为监管过松，而很可能是监管选择性过紧，不适当的选择性过紧，背后则是不正当的行政因素。
因此，贾康建议，第一，明确树立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升级换代服务。
第二，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多样化改革势在必行，所谓多样化就是要充分消除垄断因素，在市场上形成各种金融产品对于各种需要的无缝连接体系。
第三，一定要推进健康可持续政策性的战略。
最后，中国高度重视的PPP，既是继承国外已有的创新经验，又是在本土面对巨大需求的投融资创新，应该在这方面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机制。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贾康：这个题目是很宏大，非常复杂的题目，我想非常简要谈谈自己的基本观点。说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基本的认识是，首先全社会应该进一步明确一个共识，金融它不论多么重要，它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定是落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这是它的功能和意义之所在。
现在针对金融明显的脱实向虚的偏差问题，如果找到它的原因，我赞同刚才宫总说的利益驱动，从这个视角看问题，就自然会引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大量的资金，我们改革开放将近40年以后，已经雄厚的起来社会资本、民间资金，为什么不愿意流入实体经济，肯定跟实体经济有所区别的虚拟经济领域里更容易赚钱，肯定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和利益驱动的关系，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定是要素流动充分，经济学里说的就是如果要素充分流动，不应该在某一个领域里实现超额利润。这就必须给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出现过度的垄断，这些垄断有可能是行政因素造成的，当然也不排除自然而然阶段性、寡头式的垄断因素。我们能做的是这些行政垄断因素能不能消除，就到供给侧改革攻坚克难的命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素流动如果让它更畅通，能够减少它的阻碍，跟监管的关系，我就想再捅破窗户纸说一下，我不认为监管过松，可能包含监管选择性过紧，不适当的选择性过紧，实际是围绕着不正当的行政因素。如果提建议的话，在不同场合我说了这么几点，第一，明确树立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升级换代服务，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和理念，势在必行，第二个，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多样化改革势在必行，所谓多样化就是要充分消除垄断因素，有潜力形成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应该充分表现在市场上面，形成各种金融产品对于各种需要的无缝连接体系，整个应该是全光谱的。话说回来，在多样性中，股市大家意识到它要发展，但是这么多年来，吃了不少的苦头，债市做起来举步维艰，比如说刚性兑付，并不是做市场原则进行了结，而是出现集体事件，所谓苦主们跑到政府门前静坐。中国如此高的间接融资的比重，造成整个算起来的广义货币M2和金融之比就是这么高，要明显高于金融和经济体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就要说到第三个层面，我认为一定要在中国健康可持续推进政策性的战略，大家都在谈论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开放性金融，后面都少不了政策性融资机制作为后盾这样一个制度构造。当然这里面要掌握好，又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意味着你承认商业旁边，还有一个政策，双轨运行就要设法避免寻租的问题，在中国双轨并行，必然带来乌烟瘴气的局面。国际早就有，当然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就是创新的空间使我们注意到，比如说“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它的发展又势在必行，它使得我们原来认为政府让利给“互联网+”所拓展出来的商业性金融的新的范围，边界把商业性金融扩大了，商业性金融在逻辑里面，但是阿里公司这样的小贷，可以用大数据云计算比较把握控制风险的时候，可以在软件中零人工操作，不断发放一笔又一笔的小贷，我在他们公司的显示屏中看到2秒钟一笔，最高20万，最低6000元的，这样在过去完全不可以想象，可以如此支持小贷和实体经济。
最后一条，中国高度重视的PPP，既是继承国外已有的创新经验，又是在本土面对巨大需求的投融资创新。应该在这方面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机制，这个PPP创新的健康发展又是势在必行，它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角度切入，不光是改善民生，实际在中国对接很多产业新城，产业集群和连片开发的项目。这样的一些创新的空间，又是和金融，和投融资多样化合在一起，可以更好，最后落在实体经济在中国得到应有的更新换代的发展。
现场提问
蔡红军：谢谢。下一个我想问一下贾所长，刚才您在您的阐述中提到了创新性和互联网金融，还有PPP的创新模式。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是互联网金融最发达的国家，而且今年以来，我们见到各种各样的金融科技公司，从各种各样的，就是从理财产品的金融科技公司，到小额贷款的科技公司，太多了，包括现在花旗手里，今年做金融科技想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正在做的已经有六七家了，所以这个行业发展得非常快。但是说真的，行业发展这么快，监管方面其实一直在探讨，各种各样的可能会有一些政策出来，但是一直没有非常明确的政策的出台。就说这部分您觉得是不是矛盾，就看到了行业的发展这么快，但是监管方面还没有跟上，还是说这是一件好事，这个行业和企业会发展得更快？
贾康：监管这个事情，纯粹作为研究者发表点议论，实话实说，谁坐在监管者的位置上，都是如坐针毡，因为很有难度的。但是我们确实应该提高，监管应该尽快适应金融创新发展的规律和防范风险的规律，这里面有一些争议，具体说一行三会金融框架合适不合适，讨论里面见仁见智，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如果从哲理上，我觉得无论怎么样考虑监管机构的设立和之间的配合关系，一个总体而言的，去适应规律的哲理是需要明确的，确实在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需要有规范，但是前面有一个大前提，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基本的句型没有变，道理没有变，逻辑没有变，发展中一定要创新，创新一定要突破原有的规范，所以从监管视角来说，什么先监管是做不到的，大的原理中，发展中规范，一定是在改革创新中要认帐的。还是要合理把握大前提，发展中规范，还有规范中发展，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判断试错之后看得比较准了，八九不离十的时候，必须要出手了，对风险规范之后，这个事情才能发展。但如果要把两个不同的表示出来的关系把它权衡好，处立在一个体系中，确实是棘手的事情。从互联网金融来看，一开始有基本态度，包括身为央行高管说过，不会掐死带有乱象的互联网金融，要允许创新试错发展。但一旦出了比较明显的问题之后，实际环节往往只强调规范，一定要规范，不规范好过不去的。进一步试错空间可能被扼杀得非常明显，在摇摆的，一个倾向、另一个倾向中，走出去，创新中往前推进过程中，能够不脱离大轨道，是处于低潮的，不能过于走极端。如果哲理要掌握好，邓小平的改革智慧，我觉得在大的决策上面，应该更好给予体现和指导，就是总体而言，改革过程中应该允许出现一定的失误，在处理权衡关系里面，还是要时不时提醒一下。到具体监管具体过程中，我个人观点，我是赞同已经横跨两届政府的大部制，为什么设想，把它变成一个大的机构，而一行三会在这个机构里面统统都有，剩下的就是怎么样更好合理协调，减少扯皮、推诿，协调起来更有效率，实话实说，碰到大的金融市场股市的带有动荡特征事件的时候，都觉得一行三会的反应跟不上，你放在一个机构里面，你以内部协调方式去做，显然这个效率有可能提高吗？又不否认已经有的各个分门别类的工程，为什么不能放在一个大的框架？这样总的趋势势在必行，如果处理得好，就是红利释放的潜力，既让市场更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值得在这方面更好努力，希望十九大在这方面能够给出明确的指导。
提问：我想提问朱总和贾所长一个问题，您觉得房地产行业，是属于实体经济吗？如果说一个做实业的企业老板，如果他转行去做房地产，听起来好像应该是脱实向虚的范畴。我再具体问一下，具体到以后如果房价下跌，转变到实体经济的方式，是否是翘翘板的关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谢谢。
贾康：我听他第一个问题的意思是说，怎么样看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吧？后面的问题关键是在哪儿？
提问：第二个问题是房价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体经济是一个什么方式？
贾康：我的基本观点就是其实实体经济里包括房地产，一般讲的实体经济，这个概念跟虚拟经济相对应的，典型的虚拟经济是证券，但是房地产里面有一个具体的区别，因为我们一般说的房地产，首先聚焦到大家都说的住房，住房总体满足房子是用来住的，所以是消费性的，很多实体经济要实现不断往前发展的支撑力，这个角度来说，生产性比较明显的。这样处理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像正确处理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基本逻辑，你如果能够掌握好基本的要素支撑，该流动的流动起来，不应该有的过度因素消除掉，就不会出现房地产总是特别排挤其它实体经济发展的局面，现在中国这么多的房地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现在出现只治标，打摆子的调控，走了几十年，限购限贷甚至限价，不行放开限购限贷甚至给补贴支持，中央政治工作会议包括，显然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投融资制度包括税制，包括房地产税，这些制度如果不建立起来，我们只能在治标，打摆子的路上继续往前走，这绝对不是往前发展的出路。
第二个问题，大家看到房价节节走高，老百姓不满，政府管理部门也焦虑，到底怎么解决，现在已经演化到实际情况不光是房价走的问题，是冰火两重天的问题，本来从中央到方方面面更多放到去库存，怎么消化的问题，没想到在迅速地升温的情况下，更多到怎么打压房价上去了，如果把通盘提供起来，形成有效供给，首先要适应社会发展和城镇化需要，能够有很好的土地供应机制，平衡之下怎么样把地票制度和土地收储制度，这个问题要很好解决。住房制度，首先要从政府方面给出规划支撑，让保障房托底，让住房加薪层和低薪阶层住者有所居，或者不得不涌入低端商品房市场，拼命争到手，哪怕争到手也要当房奴。重庆的经验，把下去整个供应量放到35%—30%，所以低端稳定住之后，房地产价格上涨就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了。还有一个长效的，引导各方面的，房价和加快整个社会建行发展是什么关系？如果把基础性制度配全了，在住房的供给方面，托底基本到位，房价就是一个剩下的由中等收入阶层以上的人，按照自己的收入和支付能力，行使消费者主权相对从容到房地产市场上购买交易价格的问题，政府在那个时候应该更调整了，而社会也不应该对房价有这么大的焦虑了，在基础性建设方面，这些年总体来说是进展远远不如人意的，特别是说到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说了这么多年，现在还寸步未动，这是必须要说清楚的，要真正形成健康的房地产状态，保障供给里面的充足供应的问题，放在一起，加上制度性建设，才能顺应加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能够打造发展升级版的客观需要，我就这样一个思路。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