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极端的不确定性，历史充满了大国的兴衰，也充满公司的兴衰。历史告诉我们应当整体看待大趋势，同时区分噪音信号。
诗人艾略特说，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但也有人说，六月是五月的终结。
谁都没有预料到，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会在6月的议会大选中失去多数席位，她原本指望这次大选能够巩固她的地位，以便和欧盟进行脱欧谈判。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国并没有像年初人们担心的那样陷入勒庞的民粹主义势力，相反，中间派新生力量马克龙获胜，并且占得立法会多数，从而可以兑现改革的承诺。
在泰国曼谷，我想起1997年的7月2日，不禁惊叹历史似乎以十年为一个周期。7月份不仅是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也是泰铢贬值、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20周年。
今年也是美国次贷危机十周年。最初投资人并没有注意到次贷危机的前兆。2007年7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达到14000点的历史高点，8月经过调整后达到13000点，但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2008年9月15日道指下跌到11000点。2009年3月9日更是下跌到6547点，为12年来最低水准，跌幅高达53.2%。
同样，香港恒生指数2006年12月28日突破20000点，2007年10月18日达到31958点的历史最高峰。一年后，2008年10月27日，恒生指数下跌到10676点，跌幅66.6%。
十年后，两大股指都再次达到历史高点。本月，恒生指数回升到超过26000点，而道指本周达到21528的历史纪录。由于本轮增长主要来自技术领域，因此纳斯达克指数也超过2000年技术泡沫时代的5048点峰值，今年6月2日创下6305点的新纪录。
这些市场回转表明我们或将很快迎来另一轮合并，但我们不知道会发生在何时，导火索会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市场有很多风险，包括政策不确定性，比如美联储是否会继续加息，是否会突然再次出现通胀，以及地缘政治事件或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随着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以及增长水平的向好表现，市场对中国高杠杆问题的担忧似乎有所减退。
总体来看，市场已经充分考虑到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等因素，对美联储利率常态化也未作出太大反应。
而冷峻的现实是，没有人确切知道现在是“定价过高”还是泡沫阶段。美国经济似乎稳定向好，失业率数字创下新低。我们知道的是，由于达到历史新高负债率和异常低利率，资产价格现在处在历史高点。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无法确信GDP是否能够衡量经济的真实状况。它能够很好地衡量过去那种资源型经济，但却无法捕捉数据-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体现这种矛盾的最佳案例就是中国。它从全球供应链上最大的组装者转变成为消费和服务驱动的经济体。目前在中国，消费和服务贡献了超过一半的GDP，正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消费和服务占GDP比重约在60％-70%。
如果中国的历史性转型成功，煤炭、钢铁、能源等旧的资源型行业被淘汰，同时新的互联网经济提高现有中国分配体系的效率，那么中国就可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但回顾历史，韩国1996年12月得到经合组织（OECD）资格，但1997/1998年仍然陷入亚洲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也是如此。
每个国家都要经过成长的阵痛，特别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这个过渡阶段带来大量赢家也带来很多败者。从道琼斯指数的公司构成就可以看到这个规律，领先的技术股处在优势，而旧的能源、制造和流通企业则挣扎着保持市场份额。
鉴于这些极端不确定性，历史充满了大国的兴衰，也充满公司的兴衰。历史告诉我们应整体看待大趋势，同时区分噪音信号。
亚洲的新兴市场如今正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它们需要突破门槛，才能达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发达和老龄化国家如英国和日本则面临相反的问题，即所谓高收入陷阱——一旦出现重大政策错误，富国可能陷入滞胀，甚至跌回较低收入水平。
归根结底，人口构成和地理位置决定命运。亚洲可能面临由颠覆性技术和过度竞争包括地缘政治对手等造成的成长阵痛和复杂的运营环境。西方分析家看不惯亚洲煽动民意的政治家，但现在自己却面临同样问题。在大趋势之下的各种复杂过渡期中，同样存在治理转型。千禧世代正迅速主宰消费生活方式、创新和治理风格。历史表明，这种过渡转型不会是兵不血刃，毫无代价。
虽有各种杂音，我们应提醒自己，亚洲仍有人口和技术增长。下一轮市场调整对目前的增长轨迹是利是弊，让我们拭目以待。
十周年，二十周年快乐！
（沈联涛/文，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翻译：熊静，审译：康娟，编辑：袁满）
（本文首刊于2017年7月1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