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合作的真义 |《财经》社评

苏琦/文

2017年09月03日 16:45  

在中国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引起全球广泛瞩目。在这个全球化势能下滑的时刻,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为首的几个新兴经济体承诺加强合作,为全球化提供新的助力,这足以为全球市场带来信心和鼓舞。

金砖国家不仅因为经济规模和经济活力为全球瞩目,更是作为上一轮全球化的得益者和后发国家中的优等生在全球治理议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金砖国家回报全球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也符合希望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人们对它们的角色期许。

当然,伴随着这种回报,人们也预期金砖国家们会在改善全球贸易规则和改进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传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心态可能更为复杂,它们一方面当然期待金砖国家们能够献计献策并出钱出力做大全球化蛋糕,但另一方面又会因随之而来的对既有全球化规则和全球治理议程的改动和其中所涉及的利益格局的搅动心怀犹疑。

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下,金砖国家峰会可能会被有意无意地解读为一个新兴经济体集团存在感的宣示,并隐含有和更多代表全球化既有秩序、规则及利益格局的七国集团之间的张力。但人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的是,认为金砖国家集团的崛起意味着七国集团话语权的被削弱乃至被取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过度解读和夸大其词。

首先应对全球化进程目前所遭遇的问题,需要经济集团间更多的合作而非争吵,而各方围绕全球化规则和全球治理议程的博弈,也是为了更好地形成合力,以一种更加公平多赢的方式推进全球化进程。其次,金砖国家彼此间也还有各种问题需要协调和解决,认为大家走到一起是为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绝对是一种误读。从某种意义上讲,夯实金砖国家间的合作基础,协调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在现阶段可能要比改写全球化规则和议程占据金砖国家集团更多的关注和精力。

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需要与时俱进和升级。此前金砖国家间合作模式带有上一轮全球化的强烈印记,合作链条的展开具有相当程度的单线色彩,主要体现为以中国作为能源和原材料主要进口国然后将制成品销往发达经济体的方式。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种单向循环模式不再行之有效。欧美发达经济体市场需求下降,令中国的产能过剩矛盾更突出,而以中国市场为代表的对能源资源产品需求的下降,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这种情形下,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都迎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期,而如何更好地取长补短,着眼于彼此之间价值链的优化,真正实现抱团取暖,也成为摆在金砖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

近年来的实践表明,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全球价值链一经形成便很难重组,牵一发就会搅动整个利益格局,除了和传统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外,金砖国家彼此间也出现了新的竞争甚至冲突。除了一些传统的地缘战略利益冲突外,金砖国家间在经济层面上的竞争也带来了新的张力,比如大家都想往价值链的上端走,都想在全球需求相对低迷的情形下开拓非传统市场等等。

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些金砖国家内部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其领导人也不时公然提出“我们自己生产我们所需”、“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工作”等口号,而关于国际产能和基础设施合作的倡议则有时被解读为输出过剩产能和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借口。

因此,金砖国家之间想取得共赢,真正发挥合力改写全球化进程中不合理不公正的议程和规则,首先必须协调好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从这个层面上讲,金砖国家间的合作便具有双重意义:既要避免陷入崛起中的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也要避免新兴国家自身之间的冲突,而只有完成这个双重任务,全球化的势头才能避免走衰,更为公正合理可持续的全球化范式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有可能达成。

此外,金砖国家在应对共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挑战上有很多合作空间。金砖国家各自内部面临的由现代化进程引发的问题有很多带有共性色彩,比如如何更好地分配经济发展的红利,如何在保持城市化的节奏和可持续性与保障社会的流动性之间维系平衡,如何在兼顾普遍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探求更适合本国人民的文化心理传统和社会发展现状的权力、利益分享机制和矛盾解决平台等等。

如果金砖国家能够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共同探索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能够惠及更多人的现代化路径,对冲发达经济体内部因发展红利分享不均衡引发的民粹主义浪潮,则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本文将刊发于2017年9月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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