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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琦/文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其来有自，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与近年来朝鲜自身的生存危机和美国自“9·11”以来单边主义倾向和先发制人战略的推行有着直接关系。
日前中国外交界资深人士傅莹女士关于朝核问题来龙去脉的文章引发广泛共鸣，其中关于朝鲜日趋深重的绝望之感的描述入木三分。后冷战时代亚太地缘政治格局重组中小国身不由己的命运，无疑增加了其孤注一掷的动机，而进入新世纪后美国一超独霸格局下对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咄咄逼人的攻势，更坚定了其铤而走险的决心。
不过，如果放宽视界并拉长视线，可以判定朝鲜半岛危机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因为雅尔塔体制的残余遗产依然在发挥作用。换言之，亚太地区的人们依然面临雅尔塔体制的困扰，因此尽快彻底走出雅尔塔体制的阴影，建立起亚太区域安全新体制，是解决朝核危机的关键所在。
所谓雅尔塔体制说白了就是美苏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体制，也可以称之为冷战体制。可以说，“二战”后亚太地区几乎所有的紧张局势、地区冲突和地缘政治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都与雅尔塔体制、也即美苏争霸的冷战体制有关，比如朝鲜战争、越战、台海局势危机等等。
与欧洲冷战期间的格局大体维持稳定不同，雅尔塔体制的亚太版问世不久便进入动荡不羁的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越南的统一等等，都令美苏借雅尔塔体制在亚太稳定势力范围的初衷大体落空。而中苏同盟的破裂、中苏及中越之间的冲突，以及中美和中日关系的缓和及建交，更是标志着雅尔塔体制在亚太范围基本崩塌。
然而，在柏林墙一夕倒塌两德迅速统一后，欧洲雅尔塔体制彻底消失，而雅尔塔体制在亚洲的遗产至今却仍在产生巨大的影响：朝鲜半岛固然紧张局势不断，中国大陆和台湾尚未统一，台海局势也未彻底风平浪静，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雅尔塔体制的遗产。此外日本也未成为正常国家，其与俄罗斯关于北方四岛的争议也长期得不到解决。
后冷战时代亚太地区并未迎来后雅尔塔时代并构建类似欧洲的多边安全机制，有着诸多原因。比如对历史问题认知的分歧导致人们对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诉求不甚认同，甚至认为保留雅尔塔体制的某种束缚更为妥帖。此外，冷战期间彼此分隔的政治实体，也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适应彼此的制度和发展水平的落差等等。
不过，亚太地区迟迟不能彻底走出雅尔塔体制的阴影，坦率地说，其主要症结还是在于中美之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信，由此导致双方对如何构建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安全机制缺乏足够的共识。朝核六边会谈之所以久久未能建功，其根源也在于此。
中美双方的决策层和主流智库自然不愿轻启所谓新冷战，彼此间日益加深的双边经贸关系和相互依存度基本排除了此一选项。而自冷战结束作为共同威胁的苏联不复存在以来，中美双方也一直在不断寻找双方利益的新交集，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
但如何在美国于主导的全球及亚太秩序中涵纳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美国方面并未有周全的考量，美国精英层也未形成确定的共识，近年来更摇摆于视中国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重返亚洲实现所谓亚太再平衡的两极之间。
对于身处动态演进格局中的中美双方而言，保持一定的双边关系的弹性和战略意图的相对模糊，为彼此预留一个相互调适的战略空间，不失为一个次优的选择。然而，这种模糊和调适不免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处于同一战略场域的利益相关方的不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半岛局势的急剧升温，提醒人们在“双停止”的技术性操作之余，尽快建立一个相对清晰的亚太安全机制的紧迫性。
亚太安全机制的建立，关键在于中美双方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并对于亚太未来的愿景有着足够多的共识，否则中美之间自然会迎来双输，亚太整体安全利益也必将遭受重大损失。人们在谈及中国外交时经常说的“周边是基础，中美是关键”，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一段时间以来，有论者担心如若朝鲜选择与美国单独和好，中国会否成为最大输家？对美国而言，此举不啻在奖励会哭的孩子，如何修复战略威慑能力可信度的坍塌，提防可能的效仿者，如何面对盟友的反弹甚至自行其是，如何应对利益相关方的反制，都构成现实的束缚。美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给予朝鲜安全保证。此外，亚太安全不只朝核和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还包括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现实和未来的挑战，需要中美双方通盘考量。
全球安全系于亚太安全。如若中美能在亚太安全问题上取得真正的共识和重大进展，则中美双边关系将迎来一个长治久安的阶段，如此新型大国关系才能得以建筑在真正坚实的基础上。
（本文将刊发于2017年9月1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