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融结合要从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提升整个经济体系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发展质量上来探讨，”11月4日，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原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2017杭州湾论坛——新时代 新金融 新经济”上如此表示。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原银监会副主席 蔡鄂生）
提及到底什么是产融结合？蔡鄂生说到十九大中明确，要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在现代金融里，这四个方面已经变成了一个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蔡鄂生认为从产融结合和金融服务这相互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可以从这几个因素观察、参考。第一，当时90年代初，国家提出企业财务公司，然后是产融结合。财务公司本身就属于产融结合的一个产物。财务公司最大功能，让企业集团能够把集团的资金集中起来，通过财务公司集中起来，而减少一个企业面对几十个，甚至更多的金融机构和社会融资。
另外一个发展，租赁。租赁业务本身就是融资和企业发展，包括最早的世界上融资租赁的发展，就是创新、更新的问题，企业改革更新，价值折旧。要观察这些比较传统的，或者有些适合我们国家特点的这种机构，在未来怎么发展。
以下为发言实录：
蔡鄂生：关于产融结合这个话题，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冷静点从中国的发展的阶段和历史的过程来去认识。
实际上，在我们产融结合最早，如果没有，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90年代的时候，根据日本的一些经验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到底说我们对于这个产融结合到底什么叫产融结合？这次十九大讲了，要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就把这几个板块放在一起，这种产业体系，就是现代金融里，在十九大讲的这四个方面已经变成了一个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对于产业金融传统意义上，或者说我们约定俗成的讲法主要是股权之间的相互的，银行有企业的，企业有银行的。但是美国30年来的危机就是因为这个股权的麻烦才造成了后来的分业管理。
但是中国又有一个特点，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78年的改革开放，把高度、指令性的高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计划经济下，不要说资本了，由于这种体制的转变，就造成了我们的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都存在资本不足的问题，再加上资本市场的发展有限，所以银行贷款就比较高。
我觉得从产融结合和金融服务这相互之间的关系上，所以说后来的发展，我也不是说我在银监会负责过，在人民银行也搞过金融监管，但是这个几个东西可以考虑，第一，当时90年代初，国家提出企业财务公司，然后是产融结合。因为我们当时企业在国外按欧美国家来讲，他的企业一开始就有融资能力，我们计划改革的企业没有这个能力，不可能的。现在才逐步发展了票据这些，市场发展了，当时就是企业向银行贷款才能拔款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记得财务公司本身就属于产融结合的一个产物。财务公司最大功能，让企业集团能够把集团的资金集中起来，通过财务公司集中起来，而减少一个企业面对几十个，甚至更多的金融机构和社会融资。
另外一个发展，租赁。从租赁的本源，在最早欧美不作为租赁业务，但是租赁业务本身就是融资和企业发展，包括最早的世界上融资租赁的发展，就是创新、更新的问题，企业改革更新，价值折旧。就是这些比较传统的，或者有些适合我们国家的一些特点的财务公司的这种机构，在未来怎么发展。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走过弯路的，比如说租赁问题就走过弯路，为什么走了弯路？就是因为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有些问题，所以把它单纯作为一种金融机构来看。现在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要求办金融租赁公司的必须是制造业和金融的结合。
我觉得到后来的所谓产融结合，说是产融结合但是实际上思维方式有变，为什么？因为我跟大铁接触比较多，他们老拿GE来说，后来到了08年也铺拿它说话了。我们在产融结合的过程中，结合结合就结合成一个什么呢，结合成我这个企业集团金融板块，房地产板块，变成一个利润的东西，没有通过产融的结合，怎么提高这个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和产品的质量。这个我认为是我们现在首先在产融结合上要解决一个真正深层次的问题，不是说股权结合就好了，股权结合变种了，把利润主体来看是产融结合，银行有钱我去弄了。我觉得产融结合还要从我们，特别是十九大召开，我们怎么按照深层次的东西，建立现代体系和实体经济，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发展质量上来去讨论这个问题。
我就谈这么点看法。
主持人：蔡主席，刚才讲到因为郑老师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也想问您，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有两个事情就没有弄通，第一个，阿里把那些一万多亿支付宝去创新，这里面其实有个短融长途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个一万多亿是存款搬家，他到最后拿的一万多亿是买的银行的产品，只不过是他俩分成，你让他用这个钱进行长线的创新，蔡主席你觉得，他拿来的这些钱到底怎么投？第二个，好像我们对于市场上的钱过来去盘整传统的实业特别害怕，这个话也都好了，你就是妖精、野蛮人，其实野蛮人是一个中性的，恶意收购可以。我们怎么样先让他进来，然后把驯服呢？
蔡鄂生：我可没那个本事。
你所讲的那个东西，还得看它的表象，我觉得我们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的发展，包括刚才贾康讲的所谓超常规，包括郑主任甚至包括刘钢讲的海尔的发展，实际上都有一个78年以后改革开放。我们在前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到了互联网金融出来，或者其他出来以后，又给固化了。你不要以为对传统商业银行，或者是商业金融固化了，包括我们现在认识阿里，认识人工智能，也有被固化的可能。
不要以为你现在在接受新生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这个世界，总是带着一种帽子，或者是一个眼镜认识这个区块链，照样会走到死胡同。
所以你说阿里，你刚才存款搬家，现在我们看市场经济以后，我们这个资金整体的变化，原来是垄断，金融垄断，市场化以后，直接金融发展起来了，90年代以前还没有交易所，80年代的时候，刚有点债券的兴起，是这么一个过程。
在中国经济发展整个过程当中，你这个格局的变化，和各种业态和生态怎么形成的，我觉得才是我们认识这个新时代，新经济、新金融的问题。而不是说新时代只认识人工智能、区块链就叫新时代。这是我的看法。
刚才刘钢讲他海尔的问题，他的这种企业，海尔和阿里、腾讯，现在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大家怎么看？但是海尔就是电视机、冰箱，人家研究的这套东西和阿里研究的这套东西，阿里的核心产品是什么？海尔的核心产品是什么？腾讯是什么？有的是技术，有的是手段，有的就有跟产销能结合的东西。
所以服务，总体上来讲都站在服务的角度，产融结合是一个怎么融为这个产服务，而且相互促进，最后能够提高它的核心质量的问题。
如果现在我们还是盯着阿里有一万多亿，还站在一个存款搬家的角度来看，可能对他也有偏见。但是你要把他看成一个无限的，或者就是一个，他能给中小企业服务，服务的普惠性，你就否定了银行的服务他没有产融结合的概念，那也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真正要从规律上来认识，包括这回十九大政治报告里，习总书记我特别欣赏有一段话，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对自然的认识，要违反了这个规律以后，最后伤害的是我们自己。
过去我们讲要改造自然，这回十九大最后总书记落点是保护自然。我这人老从思维方式上看，我不具体评论好与坏，它的发展肯定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哪个大，哪个小，到我们危机处理的时候，不是利弊来衡量，而是两害取其轻。在危机复杂的情况，还用利弊分析，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只能看哪种手段付出的代价小。
就这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