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业模式从百货点的零售方式，到后来的网络销售，再到我们讲的新零售。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零售代表了商业模式演变和发展，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的新的发展趋势，对这个前景我是看好的。”11月4日，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日红在“2017杭州湾论坛——新时代 新金融 新经济”上如此表示。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刘日红）
刘日红认为新零售这种商业创新，应该开启了全球资源、全球市场的雏形。下一步可以有两个转换，第一个要推动更多的电商企业走出去，把中国大数据支撑的企业走出去。要把制造业走出去和电商走出去结合起来，把制造业的制造优势和电商平台的优势结合起来。
关于新零售政策问题，刘日红提供了四点政策思考：
一是新零售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深化。既然是市场经济的深化，下一步怎么样构建法治化和市场环境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二是继续扩大市场开放，要促进国内的市场监管规则和国际的高标准市场监管规则的一致，只有做到国内外一体化，也才能为企业价值链提供基础。
三是加强数据建设，把政府和企业的数据对接起来，更好为企业服务。
四是要抢占数字经济的国际话语权，现在美国、欧洲也好，包括俄罗斯都在提出自己的数字经济的规则和话语权，和他们的标准，现在我们中国这种数字经济，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在了世界前面，我觉得要提出我们数字国际的规则，提升我们的话语权。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刘日红：谢谢主持人。
刚才听了张燕生老师的几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我也非常同意，这里我也有几个观点，可以和张老师的互相印证。这两年新零售的概念火，对于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商业创新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各个方面的讨论很多，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利用大数据、移动终端，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所以，中国的这种商业模式从当时的百货点的零售方式，到后来的网络销售，再到我们讲新零售，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代表了一种商业模式最新的一种演变和发展，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的新的发展趋势，对这个前景我是看好的。
从这个宏观意义角度讲，新零售至少有这几个方面可以让我们做更深一步的思考。
第一个，新零售与现在中央一直在倡导和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问题。为什么要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现在发现我们的经济运行当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我觉得新零售这种商业模式至少从两个方面应当上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意义：一是确立了消费者的主权，或者说非常明确地确立了消费者的主权。传统的商业活动更多是以生产者为中心，生产者根据市场的变化推出商品，然后给消费者。这种弊端对于市场的反应比较慢，容易造成商品的滞销。我们常说的消费者是上帝，这个观点在新零售这个行业落实的是比较彻底。这种以消费者为中心，真正把消费者当成上帝的精神是稀缺的，这个是非常值得成道的。二是构建了以需求为导向的生产模式。大家知道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现代经济的运行，供给某种意义上不是问题，需求不足才是一个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恰恰也告别了短缺的经济时代，所以怎样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供更好的供给是我们的方向。
第二个大的方面，新零售与我们现在的经常讲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么多面我们一直讲中国经济增长不过大，消费需求所占的比重太低。新零售顺应了消费的趋势，中国从温饱的消费向小康的模式转型，新零售适应了这种趋势，某种意义上加快了这种趋势。第二个是扩大了消费规模，这种大数据，新的商业场景的营造，提升了消费体验的满足和便利性，消费者愿意花钱，这个从宏观意义上讲就是提升了中国消费的贡献率。我们现在的商品市场的消费规模，中国的统一口径和其他的国家不完全一样，仅仅从商品销售这块，我们是处在世界第二位，未来几年我们有可能是第一大消费市场。第三点是增加了服务消费，围绕新零售的创新，很多消费的增值是服务的增值。在商品消费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服务消费的内涵。第四个小点，也提升了流动业的贡献率，传统把流动看成是一种商品简单的位移，新零售流动本身就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第三个宏观意义，新零售和现在我们一直讲的要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关系。近40年来，我们中国走的开放，或者说我们这个对外开放的道路，更多是中国资源，全球市场，说白了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资源生产商品，面向全球去销售。现在我觉得中国的开放到了一个转折点，就像十九大提出了，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要从以前的中国资源全球市场，要变成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要的不是说你自己拥有多少资源，这个资源是谁的，而关键在于你乐观能掌控多少资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一个企业来讲，或者对一个国家来讲，你能在全球调配多少资源，支配多少资源，这才是你的价值所在，也是你的支配力所在。
新零售这种商业创新，应该开启了全球资源、全球市场的雏形，比如说张老师讲的买全球和卖全球。下一步可以有两个转换，第一个要推动更多的电商企业走出去，把中国大数据支撑的企业走出去。要把制造业走出去和电商走出去结合起来，把制造业的制造优势和电商平台的优势结合起来。
最后提四点政策思考：
一是新零售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深化。既然是市场经济的深化，下一步怎么样构建法治化和市场环境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二是继续扩大市场开放，要促进国内的市场监管规则和国际的高标准市场监管规则的一致，只有做到国内外一体化，也才能为企业价值链提供基础。
三是加强数据建设，把政府和企业的数据对接起来，更好为企业服务。
四是要抢占数字经济的国际话语权，现在美国、欧洲也好，包括俄罗斯都在提出自己的数字经济的规则和话语权，和他们的标准，现在我们中国这种数字经济，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在了世界前面，我觉得要提出我们数字国际的规则，提升我们的话语权。
主持人：从商务部的角度，面临着几个比较现实的问题，第一个尤其在跨境电商这块，有关于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包括“一带一路”里面的关税，还有我们的跨境的物流带来的物流网络的效率，还有安全的问题，从目前这方面来看，您觉得中国已经准备好了，还是说差别还是比较大？法律和跨境的物流这方面。
刘日红：谢谢主持人。
我觉得很好，正好回答您这个问题，也接着刚才几位专家说，刚才讲到新零售，或者是新商业的核心是新的问题，这个讲的非常好。拿我自己来讲，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购物的人，今天我们走在台上谈新零售，七个谈购物，我觉得本身这就是中国的商业革命的一种成功和进展。
所以新商业的意义，可能就是让男人爱上购物，让生活更美好。
主持人：这个双十一可以用这句话。
刘日红：接着主持人的话题，你刚才讲到我们在“一带一路”，在跨境电商方面准备好了没有？现在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在推进，“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的一个重大的倡议，2013年提出来各个方面都在推进。
简单说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建基础设施，包括“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多数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不健全，商业的发展必须是依赖基础设施，所以这个在推进。
第二个方面，海关的监管规则，监管协议各方面的对接，现在中国的政府部门跟“一带一路”各个国家都在谈，现在还就一些问题，总的来讲这些问题在一步一步解决。
第三跟要形成机制化的合作环境。现在我们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在谈自贸区，随着更多自贸区的达成，包括投资协定的达成，我相信今后中国的企业到“一带一路”开展电商，开展新商业模式的推广和创新，应该是面临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