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市场能够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发展成全世界交易量最大的市场之一，发展成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市场之一？因为我们允许市场发展，允许创新。”11月28日，清华大学法学院郑裕彤讲席教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清华大学法学院郑裕彤讲席教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 高西庆）
高西庆在谈到金融安全时表示，一个市场的创新，一个市场的进步，一个市场要追求效率，一个市场要想有破坏性创新，这整个过程相对于市场的安全、市场的秩序、市场的稳定等等，是一对永远的矛盾。只要这个市场存在，只要市场参与者存在，风险就会存在。如果过分强调安全，就可能导致市场萎缩。
“政府的监管部门跟市场的创新动力相比，永远是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相对被动的状态，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高西庆表示。在监管部门来看，要保护市场的安全，要维护市场的存在，要允许市场的发展，要允许市场参与者的创新。
高西庆还谈到，金融安全和效率之间更重要的是什么？只要不出大事的情况下，尽量的试验新的东西，把原来的机制打破，这时候拿出来的东西比原来的效率要高很多倍。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市场上有一些金融产品是高度投机性的，这些产品的基本功能也是提高市场效率，但同时出现风险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在允许这些产品在市场上运作之前，要充分的论证，尽可能地减少损害，同时又尽可能地允许创新，提高市场效率。使得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以下为高西庆演讲实录：
高西庆：各位晚上好。今天讲金融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蛮重要，因为最近刚刚开了重要的会议，习总书记讲金融是国之重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底线，非常重要。各级政府，各级监管机构，都要把金融安全作为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来强调。
我们以前学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说，在出现一种倾向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另一种倾向出现。我想强调，在强调金融安全的时候，一定要想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安全？一个市场的创新，一个市场的进步，一个市场要追求效率，一个市场上要想有破坏性创新，这整个过程相对于市场的安全、市场的秩序、市场的稳定等等，是一对永远的矛盾，只要这个市场存在，只要市场参与者存在，风险就会存在。过分的安全就没有市场了。通常讲市场发展与创新和市场秩序、监管之间关系时，总应该弄清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矛盾的主要方面都是市场的发展问题，即允许市场运作，允许市场去做它该做的事。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强调说要防止各种各样问题出现。
一般来说，在一个大的市场里有一个基本问题，即政府的监管部门的力量跟市场的创新动力相比，永远是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相对被动的状态，这是激励机制所决定的，
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不是说想要它怎么样，而是它会怎么样。我们说要加强党的领导，把市场管好，加强党的领导最终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市场更有效可靠，更能服务于我们伟大的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讲了，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没有说要让市场不出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否则的话，你会因为要考虑市场安全，而把资源有效配置的事情先放下来再说。放下来就会有放下来的问题。很明显的例子，比如2015年市场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对市场做了一些规范，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多数国家在碰到市场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即经济学界所讲“市场失灵”的时候，都要采取一些特别时期的特别措施。但这些措施不能当做常态，否则市场自身的存在就成了问题。因为市场的常态是应该允许市场有一个自由运作的空间，从而实现其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监管部门制定一些特定的规则，使得市场在运作的过程中，不至于出所谓系统性风险，不至于使市场失灵到了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地步，这也是为了上述功能的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在监管部门来看，要保护市场的安全，但要维护市场的存在，要允许市场的发展，要允许市场参与者的创新。如果不允许这些，那我们还要市场干什么呢？对于我们来说，要市场是为了提高交易的效率。最早是没有市场的，在物物交换的时候，也就有了市场，只不过比较分散。到了后来，有了货币之后，交换比较容易了，市场效率大大提高。但那个市场比起我们今天熟悉的金融市场来，还是要落后很多，因为它的局限性很大，它从地域上、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方便。今天这个市场跟三十年前中国的市场比，效率高了很多倍。为什么中国的市场能够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发展成全世界交易量最大的市场之一，发展成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市场之一？因为我们允许市场的发展，允许创新。
我记得1990年在讨论建立中国的资本市场，联办的几十位同仁到上海去，帮助设计建立上海股票交易所时曾遇到一个问题，即上海交易所建立起来以后到底要不要实物券。在座的各位有人见过真正的纸质股票吗？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太麻烦了，每一个人一张股票，股票上还有你的签字，要有董事长的签字，多麻烦。你说我买100万股，给你100万张股票吗？今天买了明天再卖，从别人那儿送到你手上，再从你手里运出去，买卖各方的钱也要做对手交割。多么麻烦。当时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基本上还是用实物券，但都在讨论取消纸质证券的可能性。
所以，在设计上海交易所的时候，我提出能不能搞无纸化的交易？当时上海的一些同事说老百姓不放心，考虑没有一张纸在手上不行。他觉得安全是有一张纸能看得见，摸得着，放在自己家里比较保险。可是今天我们知道了，那种安全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安全: 弄不好丢了，弄不好烧了，损毁了，加上伪造、变造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而且一旦需要进入流通，又有许多的麻烦。香港市场效率很高，弹丸之地，互相之间用实物券运来运去进行交换是可以的。但到我们实现无纸化之后好多年，香港才逐步进入无纸化，世界上多数成熟市场实现无纸化比中国都晚。其实就是个观念问题，转过来就行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安全和效率之间更重要的是什么。只要不出大事的情况下，尽量的试验新的东西，把原来的机制打破，这时候拿出来的东西比原来的效率要高很多倍。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允许进行各种各样的衍生品交易，各种各样的期货交易。我国现有资本市场的所有工具，跟成熟的市场相比仍然少很多。虽然中国的市场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了各种各样产品和投资工具，投资者也成熟了很多，可是我们能够运作的产品仍然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为了安全最好产品越少越好，因为多一个产品就多一份风险，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老祖宗讲的因噎废食。为什么国际资本市场上出现这么多产品？因为这些产品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可否认的，现在市场上有一些金融产品是高度投机性的，这些产品的基本功能也是提高市场效率，但同时出现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允许这些产品在市场上运作之前，我们要充分的论证，尽可能地减少损害，同时又尽可能地允许创新，提高市场效率，使得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如果不允许投机，市场的流动性就会比较差，结果就是市场的效率降低，所谓价格发现的功能较差。如果投资者要在任何一个时点想知道某个东西值多少钱，发现今天值1.25块，明天值3块了，中间波动很大，为什么？因为供求关系不平衡，想买的时候买不到，想卖的时候卖不出去。如果市场上有一批投机者，随时在找各种差价缝隙，这个市场的效率就会高很多，价格发现功能就是最有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周全，管安全的人首先想好如何把市场的效率提高，这才是最大的安全。
这就回到了法治，即有一套规则使得市场能够有效运转，有较强的可预测性，同时又能在万一出了问题的时候得到解决。现在不光中国，世界各国都有这种情况。突然出现大的问题，监管部门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应对。这些办法有些在短期内看是对的，有效的，但从长期来看却不一定有效；有些即使在短期来看也是无效的，效果很差，这是最糟糕的事情。在法治社会里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就是可预测性。想做什么事，要先制定出一套机制，使得万一出了什么事可以有机制对付它。这从今天的市场看，我们做的还是不够的。不光是我们，美国、欧洲在危机发生之后，也是手足无措。但因为有好的规则机制，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每次大的市场风波之后，全世界市场都掉下来百分之三、四十时，最快得到恢复的通常是美国市场，因为它的机制反应能力最强。越是管制特别严格，市场反弹往回走的道路就比较长。所以说要用法治的方式来解决，让所有人知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后果是什么，不能说今天想起是这样就这样办，明天看不对了马上就改，让市场参与者无所适从。谢谢各位！
《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28日-30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