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良资产，不仅仅是处置不良资产，还要想办法怎样把不良资产从负债表里面拨出来，怎么解决人的问题，解决债的问题。”11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
陈道富表示，不良资产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很多资产聚合适合于以前的资产动力，新的资产过剩了，对经济内在增长价值的判断跟新时期不吻合了。面对不良资产，不仅仅是处置不良资产，还要想办法怎样能够把不良资产从负债表里面拨出来，怎么解决人的问题，解决债的问题。
从宏观角度来看，陈道富指出，不良资产的处置不是一个简单的拿钱买单的过程，而是拿钱买机制，重新把这个资源在更大的资源内进行再配置的过程，提高整个宏观配置效率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到处理好个体退出的问题。
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置，应该去直面不良资产、走进不良资产，然后给它一个合理的定价机制，寻找不良资产新的定位，新的聚合方式，从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中国的经济转型。
以下为陈道富发言实录：
陈道富：很高兴参加不良资产跟产业结构调整，我们这两年确实对不良资产做了全面的调研，不良资产是一个资产运行的转台，所谓的资产就是资源聚集在一块，资源为什么聚集在一块，背后有对经济和理念用资源方法聚集在一块的过程，产业结构其实也是对某一个时期经济发展价值的判断，根据某个地区形成的过程。在这些年来，不良资产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很多资产聚合适合于以前的资产动力，新的资产过剩了，对经济内在增长价值判断跟新时期不吻合了。产业结构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反映，面对不良资产，不仅仅是处置不良资产，想办法怎么样把不良资产从负债表里面拨出来，怎么解决人的问题，解决债的问题，把负债方和资产方结合起来，负债方出现不良以后再解决负债方债权和股权问题，推动资产方结构和重构，打破对整个经济的重新认识，寻找资源背后的新价值点。这时候带动资产和负债的循环，不仅仅是债务的重组。我们最担心不良资产处置仅仅是从债务处理的角度，把债务作为逃废债，仅仅承认失败。仅仅承认失败也是很好的开始，从新格局新视野寻找资源的新配置。所以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置，怎样让资源在原有聚集方式下可以非常顺利解散掉，解构掉，可以顺畅的流动，以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重构起来。
我们运行实践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顺畅，解构的过程不容易，企业要破产很难，很多僵尸企业僵在那个地方。另外这些资源破掉以后，散开以后怎么样有一个市场迅速的流动起来，新的一些企业，新的业态，新的看法重新把这个资源聚起来，这块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成立很多交易所，成立很多的市场，这个聚的过程涉及到在什么情况来做。
当然这个过程中就会涉及到从宏观角度来看整个不良资产的处置，我认为宏观角度来看不良资产的处置不是一个简单的拿钱买单的过程，而是拿钱买个机制，重新把这个资源在更大的资源内进行再配置的过程，提高整个宏观配置效率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到处理好个体退出性，个体要很有效率及时的退出，退出层次在哪，解散到人、钱变成原材料，还是保留一些企业层面的价值，它的无形资产，它的上下游关系，这些关系怎么保留，怎么保证个体有进有出脆弱循环，跟整体宏观的稳定跟整个价值的优化。不良资产和产业结构提出既微观又宏观的命题，从不良资产的暴露问题出发，显示出我们原有的增长模式、增长理念，甚至对价值判断的偏离。从这入手进入到微观、中观、甚至宏观上面实现跟资源的再循环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现在就是转型的时期，我觉得它将伴随转型的过程，不良资产、产业结构最终影响到大家对经济新的认识，最后实现经济的转型。
陈道富：我再谈一下不良资产，不良资产跟定价高度相关，一个资产大家预期由于资产原因贬值了，就值80块钱，这个还是不良资产吗？这就转化成不是不良资产。不良资产一个是有没有合理定价，合理定价过程中大家能不能形成共识，形成共识以后，这个价格跟大家形成共识的偏差，还叫不良资产，那就不是了。我们可以看到不良资产处置的时候有一个不合理性，最终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价值跟形成的价值不一样，不良资产如果说一旦它没有办法合理定价以后，你会发现它的行为就会从金融行为转化成行政行为，不同领域产生变异。合理处置之后，从前端就消化掉，处置的时候在企业端处置，还是企业端进入金融机构处置，还是金融机构不处置到了股东方或者政府处置，哪个环节处置才可以有效的提高它的价值。
我回到主持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良资产的严重，不良资产到底好还是不好？从结果来看当然不好，损失了。我认为说其实给你一个机会发现自己是错的，我认为不良资产在某一个情况下，已经存在了，只是显和不显出来，在某种制度环境下能够让你表现为不良资产，某种情况下不让你表现为不良资产，表现为关注资产，表现为表外的资产，这时候好还是不好？我认为不良资产给你一个机会看到自己看错了，看到时代在发生变化，自己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及时处置这个效率，长期来看实现价值最大化，不是不良资产规模的最小化，可以更平和的看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探索，错了没有关系，大家共同承担成本创造新的价值，探索新的有价值的世界。十九大讲新时代，既然是新时代，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范式转换，意味着看世界的东西都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中国现在又面临数字经济，我们看主题有很多是数字经济，科技的创新，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好还是坏，都会发生变化，标准发生变化了，不良资产体现的是转型的过程。只要不要刻意用信用扩张掩盖这个问题，不要仅仅维持资产不合理的存在，这反而是更大的不良资产。你让不良资产过长时间维持在那，反过来带来的损失更大，这时候更多的循环，只要中国避免出现过渡维持，但是也不要出现集中的暴露，使得整个社会的信任重现一个冲击，只要是这两端，我觉得合理的显示它，让大家有机会认识自己，反而我觉得是可以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不要太把不良资产当洪水猛兽，只要一定规模情况下合理的处置，它们是实现价值优化配置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第二个层面我讲讲我在山西调研的时候，我思考产业结构的问题，山西煤炭为主，煤炭下跌的时候，整个省没有还手之力，全是煤炭。很多时候不良资产你看有非常强的地域特征，从地域背后可以看到非常强的产业特征。接下去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借助不良资产的问题改变地区的产业结构，使它更加的平衡，还是说我应该用其他的渠道？当然这个过程有很多争议，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契机，我总体上觉得是一个契机，无论是产业结构情况还是不良资产，背后反映是同样一个理念和增长背景的东西，这个改的产业结构都改了。
另外一个方面就短期来看，这时候地区的要素特征，要不要在地区里面实现所有的综合。这个分散风险到底由谁来分散？是一个地区一个省分散，还是一个跨省的地区分散，还是国家来分散。如果国家分散我就应该允许某个地区的集中，它的专业化，但是专业化带来固化，需要在机制上为它提供灵活性，这个灵活性必须全国统筹，有一些必须的产品需要超越这个周期，比如说社会问题、养老问题、就业问题，需要一个平台保证它的稳定性，然后寻找它的特色，产业结构调整以合理分层分工基础上去做，不是说把某一个产业大省就变成综合产业都有，也许我下跌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反映，对于中国来说这更是发挥它整个大国的优势，这时候用分层的方法，政府这个过程不是替代市场，而是超越周期超越产业，提供一个共同超越这种稳定性的反冲。我觉得这个过程从不良资产到地区的风险是需要很好思考的问题。把不良资产的处置，去直面不良资产、走进不良资产，然后给它一个合理的定价机制，特别是这里政府、企业、银行形成一个机制让它合理定价，让金融体系不要老陷在财政上面，陷在谁来担，陷在信息不对称上面，不良资产背后涉及到格局和有关的问题，怎么挖掘企业家精神，寻找不良资产新的定位，新的聚合方式，就可以把资产形成很好的良性互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中国的经济转型。
《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28日-30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