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强调宏观调控有度，这个表述意味深长。有度显示是针对无度、过分说的，是宏观调控如何把握的问题。”1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国家宏观调控把手伸到市场里，伸到微观主体具体运行层面，有可能越俎代庖。李扬认为，中国要建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如果宏观调控代替微观主体代替市场去配置，就是无度。
另外一个相关问题是监管。“我们要的是更好的监管，而不是更严的监管。”在李扬看来，更好的监管是让市场发挥作用的监管，绝不是越俎代庖，直接插手资源配置，这种监管虽然很严，但不是好监管。
李扬表示，好的监管首先需要确立监管框架，使市场主体有章可循；其次监管没有真空、也没有重叠；另外监管要立足于投资者保护，要有利于微观主体，有效展开引导资源配置的行为。因此，在李扬看来，监管下一步要点首先是协调，补齐真空、减少重叠；第二是透明的制度。以2015年股灾为例，各金融部门之间杠杆、嵌套问题不清不楚，就是不透明，部门之间互相掣肘。
既然未来宏观调控要有度，那这个度在哪儿？危机以来国内外都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局深入第一线，这是特殊时期特殊方式，要过度到正常市场经济常态，要按照有度要求进行改革。李扬强调，利率、汇率、收益率三大块，这是宏观调控必须必须尽快要建立起来的。“这个做别的事都是无用的”。
谈及刚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李扬认为，大资管要回归本质，没有错，但在中国缺少法律依据。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他表示，中国一些金融法规，目前看来是千疮百孔。好的监管架构一定不能有很多毛病，目前是架构毛病很多，监管一会强一会弱，一会严一会松。如果法律体系来不及立法，就设立行政法规，从理论和架构上做到符合国际潮流、符合中国国情。
李扬表示，大资管管理办法要有过渡期，目前接触的各方机构似乎对大资管框架都有为难情绪，总体感觉大资管要真正落地还需要几年时间，中间需要有过渡，需要让各方机构有适应性，太剧烈调整，很容易资金链马上断裂，这不是加强监管的目的。
以下为李扬发言实录：
李扬：现在进入新时代，监管及宏观政策，十九大报告中有很多表述的变化，讲到未来的经济体系的时候说到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市场机制有需要，第二个特点是微观主体有活力，第三个特点是宏观调控有度，这个表述意味深长。宏观经济学中没有这种表述，我们的政策语言过去也没有有度的表述，有度显然是针对有可能有无度、有过分的问题。这是宏观调控怎么把握的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从国外情况来看，宏观调控当局几乎把自己的手伸到市场里，伸到微观主体的具体运行里面，对于防范风险迅速止损有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很可能变成宏观当局越俎代庖。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要建设的经济体制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政府更好的发挥作用，宏观调控是政府发挥作用的范畴，如果宏观调控到了代替微观主体代替市场去配置就是无度了。十九大报告里说到宏观调控有度，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想这个事情。与宏观调控有关的也是一个政府行为就是监管，监管更严、更周全还是更怎么样？我们要的是更好的监管，而不是更严的监管。更好的监管，回到市场经济的基本定义，更好的监管是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监管，绝对不是越俎代庖，让他干这个不干那个，你直接插手资源配置，这很严，但不是好监管。政府行为与经济有关的一块是宏观政策，一块是监管提出的挑战。我的想法是监管要好的监管，宏观政策要有度。
什么叫好监管？好的监管是重在确立监管的框架，使得市场主体行为有章可循。第二个特点是监管没有真空，也没有重叠，对政府非常有针对性，目前这个体制又有真空又有重叠。第三个特点是监管立足于投资者保护，要让投资者能够保全他的利益，要能够有利于微观主体，被监管者要有效展开引导资源配置的行为。我们的监管和下一步发展的要点，第一是协调，国务院已经把协调的职责承担下来了，要补上那些真空，减少重复重叠。第二是制定一套制度要透明。我们这段时间监管出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不透明，当然也是体制的原因，几个部门互相掣肘协调不够。拿2015年股灾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上有多层嵌套、多层杠杆，我们只能略略地知道有一层杠杆，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之间的杠杆我们根本不清楚，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的。我们要让这件事情透明地做，而不是不让它做。于是实名制的问题、中央交易对手方的问题、登记的问题、用杠杆手段来调控杠杆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出现了，下一步监管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要做的事很多，再重申一遍，要好的严格，绝不是要严的监管甚至严的管制。
十九大已经明确说要有度，要考虑度在哪儿。危机以来国内国外都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局逐渐深入到第一线去，有很多原因，技术原因使得可以深入到第一线，这是不是一种常态？我们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要深到一个资产深到一个产业，是不是这样？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期，我们要过度到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要按照有度的要求进行改革。哪些东西要改掉，我们再讨论，有些东西需要比较快的建立。利率汇率收益率，这几个不搞好让人怎么运行？汇率比较复杂，利率说了多少年，当局多少次说临门一脚，到今天十九大报告里关于金融改革就说三大块，第一段资本市场，第二段利率汇率，还没搞好，利率汇率收益率曲线没搞好怎么运行？这是宏观政策要做的，不做这个而做别的事就是无用的。这个话的份量是非常重的。
李扬：现在谈金融稳定会的工作，过渡要等到明年3月甚至明年下半年十九届三中全会开了之后各方面才会明确。现在暴露出一个问题，刚刚大家都谈到大资管，很有市场的震撼力。我最近几个星期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各种会议，接触了两方，做大资管的，有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资金的获得者，大家都有为难情绪，框架是很好的也是需要的，但是被管的人有为难情绪，接受资金的也有为难情绪，总的感觉是这个东西要真正落地要有几年时间，要有过渡。这个东西揭示出来才发现这几年在不正确的路上走得太远了，要想调整下来不是容易的事，这就是金融稳定委员会要做的事情，不光要确定目标，还有这个目标如何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一步步推进，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挑战。这个问题是相当突出的。
大资管里面谈到了要回归它的本质，这个话说得对，但是在中国没有法律的根据。中国的信托法是信托投资公司法，非信托投资公司做的信托业务不在他的规范和保护范围内，要把这个事做好就得修法。我和李行长都是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问题很多。我们几个有数的金融法规，现在看来千疮百孔。好的监管是你的架构不能有很多毛病，现在架构有很多毛病，做不到好的监管，监管一会儿强一会儿弱，一会儿严一会儿松。十九大提出已经非常清晰的认识到问题所在，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之前很多人有很多期望，我们比较接近美国的情况，分业监管的架构不触动，因为太专业了，拿到一个委员会里面协调不了，我对这个行当很熟，以前都在人民银行的时候人民银行行长开会讨论什么，很多问题根本就排不上会，所以要有专业监管，监管转向功能监管肯定是必要的。在监管的基础上协调，补漏洞，减少重复，是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现在的监管强调架构，架构最重要，不在乎对某个事情说得很具体，该怎么做说清楚是很重要的。怎么说清楚？法律体系，来不及立法，那就有一些行政法规，大资管回归本质，信托法不规范，从理论上和架构上看要符合国际潮流，要符合中国国情，要有效发挥作用。
李扬：大资管的管理办法要有过渡期，双方都适应，否则资金链马上会断裂，这不是我们加强监管的目的。
《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28日-30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