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美国如果真要拆解全球国际经济秩序 就是一种自杀行为

2017年12月09日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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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似乎在逐渐拆解美国在战后创建的自由国际秩序,如果美国真的要拆解这种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自杀行为,我不认为它真正会发生,是雷声大雨点小。”12月9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暨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球治理挑战与中国角色”上如此表示。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暨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朱云汉

朱云汉认为,美国这几年扮演的角色往往是负面和拖累,很多新兴的全球议题,美国都是消极对应,比如移民问题、网络治理问题,美国这种倾向是否会让全球再度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朱云汉认为有这种风险,但这种风险不会迫在眉睫,甚至危机本身的另一面也是转机和契机,它提供了找寻全球化新动力,修补过去各种不平衡问题的新契机,中国在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未来全球化的主角已经在逐渐转换,中国现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建构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政策跟多边合作的协商机制,比如G20,一开始为了应付短期危机,但从杭州峰会后,已经迈入新台阶,中国已主动在幕后做很多协调,推出中长型的稳定世界经济、增加世界增长点。目前中国已经是最大的贸易国,全球化最大的利益攸关者,未来要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以下为朱云汉发言实录:

何刚:关于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包括美国的淡出,我知道朱教授一直有很多的研究,接下来请您谈谈看法。

朱云汉:大家好,一个月前我在清华大学做了一个讲座,当时在谈逆全球潮流下的全球改革的问题。我试着把我一个小时的讲座浓缩在8到10分钟,把要点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从一个概念切入,这个概念叫“金德尔伯格陷阱”,我们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在思考21世纪的国际秩序时,常常讨论修昔底德陷阱,他说其实那是一个被过度夸张的风险。我们此时此刻,尤其特朗普逐渐拆解美国在战后创建的自由国际秩序。20年代、30年代,全球经济会陷入一个大恐慌,在短短的三年里,从1929到1932,全世界贸易突然萎缩40%,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在一个全球经济体系里,如果要维持它的开放性、稳定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里面包括和平秩序,包括开放贸易体系,包括稳定的汇率和交易媒介,包括各种的投资贸易的规则的标准化。其中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它要扮演一个稳定者的角色,必要的时候要做危机管理。在全世界金融发生危机的时候,它是全球信用体系的最后担保者,或者流动性的供给者。当全世界经济陷入一个很严峻的衰退的循环时,它不但不能闭关自守,还要开放自己的市场,还要用财政或其他的手段,来支撑这个需求。这个角色过去英国在19世纪扮演过,一战以后,英国元气打伤,没有能力。美国在巴黎和会以后完全走向孤立主义,有能力没有意愿。1944到1946,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吸取教训,创建了战后的秩序,包括联合国,包括IMF,包括WTO等等,的确创造了人类最和平的七十年,最繁荣的七十年。现在就担心美国逐渐抛弃这样一个角色,会出现国际供给缺位的问题,中国是不是有能力?我认为,这个风险虽然是存在的,但没有那么迫在眉睫,甚至我认为这个危机本身的另外一面是个转机,也是个契机,它提供了找寻全球化新动力,修补过去产生的各种不平衡问题的新的契机,而且中国在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多人都谈到,全球化大潮流的确难以逆转,因为今天的世界经济,完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的全世界经济是由跨国企业全球供应链紧密结合在一起,很难切割。比如波音公司,70%的收益来自海外市场,它的供应商遍布全球,通用公司最赚钱的部门在上海,跟上汽合作的。除非美国真的要拆解自由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自杀行为,我不认为它真正会发生,必然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个开放的、互利的、合作的国际秩序,也许它的创建是需要一个唯一超强,因为任何东西启动难,但一旦运行那么长时间,已经创造了无数多的利益攸关者,不仅有欧盟、德国、中国,还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有跨国企业,有很多区域的多边的制度的安排,还有NGO,还有在网络世界里参与全球经济交换的无数的参与者。

其实这个体制有它的人性,有它的适应变迁的能力,事实上已经展现出来。我们并不是第一次在讨论美国要抛弃国际引导责任,怎么办?这个话题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国际的各种规章、制度安排在不断地适应美国单边主义,其实适应的还不错。美国这几年扮演的角色往往是负面和拖累的,很多新兴的全球议题,美国都是消极对应,比如移民问题、网络治理问题,其实都是欧洲在倡议。

今天全世界的经济结构已经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中国拉动全世界经济增长里贡献了1/3,而且合起来,超过70%。未来谁才是带动全球化的主角,已经逐渐转换了。中国很多人并没有特别留意的情况下,不知不觉的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性,甚至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比如中国现在那么多双边和多边的换汇协定,很重要,它补充了IMF功能的不足,因为每次要增资,美国就不答应,所以,中国在提供基础设施的融资,即使在亚投行出现之前,中国已经对拉丁美洲和非洲提供大量的长期性的基础建设融资,还有很多,比如中国北斗作为一个GPS替代性的机制。未来中国在互联网世界建设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中国现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建构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政策跟多边合作的各种协商机制,李克强最近才去了布达佩斯,跟中东16个国家的领导人会见,其实这个布局已经完成了。上面是G20,而且又联合了金砖五国,而且金砖五国要扩大,要把墨西哥、印尼和土耳其纳进来,变成一个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协商平台,变成G20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来主导G20里全球治理改革议题的推进。事实上,G20一开始为了应付短期危机,但是从杭州峰会以后,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已经主动的在幕后做很多协调,推出中长型的稳定世界经济、增加世界增长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总而言之,美国逐渐退位,也不见得一定是坏事。因为原来自由国际秩序,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需要修补。另外,中国跟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它代表了40亿人,所以会带来一些新的不同的关切,会更多的照顾发展中国际在全球治理里面的需求,需要它变得更包容、更普惠,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何刚:朱教授刚才提到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看起来中国有这个能力,但看起来意愿没那么强烈,也有人认为美国忽悠中国承担他承担不了的责任的一种方式,中国是不是到了承担更大责任的地步?美国是不是应该发挥它在全球治理和经济秩序当中积极主动的作用?

朱云汉:我常在网络上看到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一种观点说,不要被西方忽悠了,叫捧杀,把你捧的高高的,让你承担一些还没有能力承担的责任。我觉得中国在全世界经济体系里的作用和角色变化太快了,中国人自己都还没意会过来。中国今天已经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你是最大的利益攸关者,现在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对全世界的开放贸易体系,你的责任比德国还要大。另外,我也不同意G2的说法,因为今天的世界太复杂了,不是中美两个国家协商好了就能够拍板,所以,必须要透过多层次的多边的各种合作协商机制,而且也要让很多不同的中等的国家,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像德国、日本、巴西、印尼。为什么我说不是那么担心这个问题,也许在战后的特殊历史情景里,因为是一切重来,一次到位把所有战后国际秩序基本的框架都建立好,就在两年里。这种历史时刻是非常罕见的。接下来是需要大量的其他利益攸关者来补充他,而且在老大耍赖的时候,还要规劝他,把他拉回来。现在中国跟新兴市场国家,的确在全世界的经济体里重要性是无可争议,而且主要动力来源,也会出现在这个40亿人的范围里,我认为中国需要承担责任。中国也不应该作为另外一个领导者,这也不是中国的传统,应该是一个协商的过程。

何刚:有人用数字说,30年代的时候,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有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今天中国还不是世界最大体量的经济体,所以有人说,中国可以承担责任,等中国超过美国之后再说。

朱云汉:首先,中国绝对要量力而为,而且还要争取别人的认同,因为对于你的世界观,对于你对21世纪全球秩序建构的提法,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一步步在具体问题上落实,所以,中国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因为这个变化来得太快,在这个大问题上,一方面通过实践累积经验,另一方面,的确要通过更好的协商机制。而且中国正在推进自己的全球化新方案,它一定有继承,也会有新的思路和新的创新,这也应该是创新的,毕竟你代表着40多亿的更广大的群体,怎么让他们的需求得到更好的关注。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好是一个非常渐进的过程,美国、欧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他们也乐见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也带来一些新的创新理念,我觉得这样的磨合应该是最健康的。

朱云汉:我简单补充两点,IMF改革的问题最关键在于,全世界因为热钱不断地滚动,各种衍生性的、投机性的交易在全世界的资本市场里占的比重那么高,很多国家出现汇率波动,国际收支危机,已经不是传统的问题,IMF的融资机制已经没办法承担,要是希腊再出现一次危机,IMF已经没有太多的余力进行处理,可是大量的扩充盘子,美国的认股权必须比例上要下降,可是美国坚持他必须有否决权,因为IMF所有重要的决定,85%的投票权才能通过,美国还是维持17%左右,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是要面对的。

另外一个哲学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清迈协定,会有其他的双边跟多边,因为很多东亚国家经过金融危机以后说,再也不要上这个店铺来典当了,因为他这条命捡回来了,但元气已经大伤。当然IMF自己也在调整,就是因为很多国家提供很多替代性的机制,逼着IMF进行改革,他承认了华盛顿共识可能有思虑不周的地方。这些补充机制,一方面是补充,另一方面,让它自己也进一步演进。

美国这个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我们有一个迷失,因为过去美国是领导者,而且是唯一的领导者,如果他慢慢退缩,我们怎么办?会有这个担忧。比如航行自由,哪里需要十艘航母,所以,这个东西将来要做一个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