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在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情况下建立互信，我认为这是中美关系面临的巨大挑战。”12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球治理挑战与中国角色”上如此表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
章百家认为，中美关系涉及到三个层次的问题：全球性问题、亚太地区问题、双边关系问题，处理中美关系必须统筹考虑这三个层次的问题。
在谈到亚太地区问题时，章百家表示，改革开放以后，亚太地区的整个现代化第一次出现了合流的状态，中美关系处理的好与不好，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包括整个亚洲现代化的进程。同时，章百家强调，“不赞成中美共治的提法”，现在不仅日本、印度、印尼是大国，实际上韩国、菲律宾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国，所以这是一个多方合作的问题。
最后，章百家表示，中美之间矛盾在增加，但共同利益也在增长，当前特别注意，以务实的态度解决双方已经出现的结构性矛盾。
以下为章百家发言实录：
章百家：谢谢主持人。我觉得这次的题目非常有意思，一个是全球治理挑战与中国的角色，我们这个论坛是中美再平衡。中美再平衡是全球治理挑战所要面对的内容之一。我的发言主要想谈点背景性的问题，中美关系需要再平衡，是因为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改变了原来双方关系的基本结构。原先的基本结构特点是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差距较大，双方在安全领域互有需求，在经济领域，由于双方发展水平不同，可以实现互补。以往的中美互信是以此为基础的。
而现在的情况是，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差距所小，虽然我认为这差距还是挺大。同时，两国在军事、经济、金融和科技四个领域呈现出竞争的态势。虽然双方仍然有合作，但竞争的一面不断凸显。在安全领域，特别是面对一些热点问题，双方的利益不尽相同，各有不同的考虑。
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动摇了以往中美互信的基础。简单地说，中美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在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情况下建立互信，我认为这是中美关系面临的巨大挑战。中美是世界上两个大国，双方关系涉及三个层次的问题：全球性问题、亚太地区问题、双边关系问题。处理中美关系必须统筹考虑这三个层次的问题。
关于全球性问题，我认为中美双方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应对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波全球化浪潮退潮的问题。全球化是一波一波的，每一波在推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会带来全球化的退潮。我们一度认为，全球化会使各国趋同，矛盾减少，而事实上，全球化造成的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趋同，以前可以通过互补方式解决的问题，现在转为直接的竞争，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
影响最大的有两点：第一，信息化高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资本和高科技的结合，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是创造了新的能够大量就业的行业，而是淘汰一部分就业人口。同时，也加速了贫富分化。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许多国家内部，也出现在国家之间。第二，全球人口流动和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带来的问题。原来被地域和国界隔开的宗教种族冲突，变成了一些国家的内部问题，在欧洲是最典型的，这就导致了民族主义的普遍兴起。近年出现的许多“黑天鹅”事件，比如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胜选，都有这个背景，中国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也有类似的背景。中美贸易冲突，以及中美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此为背景。
关于区域性问题，我认为是中美平衡的重点，亚太地区对双方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中国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首先就要处理好双方在亚太地区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想讲的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亚太地区的整个现代化第一次出现了合流的状态，中美关系处理的好与不好，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包括整个亚洲现代化的进程，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不仅需要中美的合作，也需要亚太地区各国的合作。我不赞成中美共治的提法，事实上，冷战以后，各国的独立性都大大加强了，而且我觉得中国也要注意，我们现在常把自己看作大国，把其他一些国家看成小国，其实现在，不仅日本、印度、印尼是大国，实际上韩国、菲律宾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国，所以，有一个多方合作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新的问题要注意，就是以前我们总讲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我们中国的成功可以为外国提供经验，但是同样，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也是不能输入的。这一点在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
最后，关于中美双边关系。中美现在矛盾在增加，但共同利益也在增长。当前特别注意以务实的态度解决双方已经出现的结构性矛盾。我们非常注重人际关系，中美之间的人际关系，可以说对话的层次很多，但是人际关系不能替代务实的解决结构性问题。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之间的平衡，理想主义必须和现实主义相结合，我们也不能忘记一点，中国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
张燕冬：有些东西可能是美国需要的，也是对我们的法治建设也有好处，比如知识产权，对中国内部的改革也是有好处的。百家，你最后的忠告里提出了，任何国家的模式的输出或者怎么样，是不是潜在的说了，我们可能要从更高的历史角度、比较的角度，怎么理性的看待我们现阶段的定位，有没有这个含义？
章百家：我们中国自己的经验，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就讲了，我们不能照搬外国经验，而要走自己的路，要结合本国的国情来吸收外国的经验。我想其他国家对中国经验，其实是同样的，实际上在国际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比如印度，印度有一个邦一直是共产党执政，他非常想学中国经验，想加快当地的发展，就学了我们一些办法去做，比较强硬的措施，结果第二年他就下台了。所以，各国的国情是有非常大差别的。我其实想强调一点，就是改革开放给我们自身带来的变化，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我看来，前20年和后20年虽然都叫改革开放，我们叫深化改革，但实际上面临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前20年，我们针对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此前30年积累和造成的，要完成的是经济转轨。而2000年以后，我们实际面临的问题是新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已经建立，但还不完善。另外，发展也不单单是经济发展，而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有一点，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是经济现代化起飞之后面临的新的问题，还有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问题。
这两个阶段面临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解决以前的那些问题，在之前我们有30年的经验积累，要解决现在的问题，需要有新的探索，有新的尝试。这个过程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更需要看看国际的经验，需要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对我们自己也要明确，到底要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
张燕冬：最后希望每个嘉宾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章百家：困难很多，除了合作之外，没有更多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