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刚/文
防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深化金融改革，一直是中国决策层和监管者高度重视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对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水平的控制。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实施了比较激进的刺激政策以确保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和企业负债也因此大幅上升。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努力降低企业杠杆、严控政府债务增量，收效都比较明显。
但有关中国居民家庭债务上升的情况，一直没有引起各界高度重视。原因之一是仅看金融机构的统计数字，居民储蓄总额仍是其贷款总额的两倍多，家庭负债占GDP的比重也不过40%左右，远低于美欧日等国家的水平。但进一步调研分析表明，在总体风险可控之下，中国家庭的债务问题已经不容忽视，部分家庭也需要适度去杠杆。
根据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境内居民住户的存款总额年年上升，但同期居民贷款总额上升更快。比如从2010年底至2017年5月，中国居民存款总额从30万亿元增至62.6万亿元，同期居民贷款总额则从8.8万亿元猛增至36.4万亿元。两项相减，虽然居民净存款还略有增加，但净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却从70%降为40%多一点，其中反差不容乐观。
一是居民净储蓄存量实际上呈两极分化。多方调查表明，净储蓄主要集中在中高收入家庭，在许多中低收入家庭，贷款减储蓄之后的资产多为负数，有研究统计还表明，超过一半的家庭事实上没有储蓄。这与外界一直以来认为中国是高储蓄率国家的认识很不一样，提醒我们不能只看总体数字，还要细分解读，看到各种冒头的潜在风险。
二是在金融机构统计之外，还有大量民间借贷没有准确统计口径。中国家庭实际上的负债总额，远超过银行贷款总额。这进一步抬高了家庭的实际债务水平，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在房贷之外，因病借债等情况叠加更为严重。而这部分家庭的收入增长预期也极为有限，从长期来看，他们承担的债务压力高于中高收入家庭。
上述两个重要特征，在此前均没有被充分解析。这也提醒我们，面对千方百计降下来的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水平，在他们去杠杆效果明显之后，对于数以亿计的支撑中国消费、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普通家庭来说，适度去杠杆也越来越必要。
从经济学常识来看，政府和企业去杠杆，家庭和个人加杠杆，在特定时期是有效的，但过了一定临界点，家庭杠杆水平的过快上升，必将抬高整体经济的脆弱性。因为家庭债务与居民消费通常是跷跷板效应，尤其是对消费占GDP增长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体，债务与消费的此起彼伏，对经济杀伤力巨大。这种情况此前在中国并不明显，原因之一是投资、贸易远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重要。但最近几年，随着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60%，居民债务水平的迅速提高，就成为一个必须关注并化解的重点。
细究中国家庭债务水平的提高，不断上涨的房价以及沉重的房贷压力，是年轻家庭和有成年儿女的中老年家庭最大的难题。要切实解决这些家庭的债务压力，唯有对住房制度进行必要改革，对住房消费及房地产投资进行必要疏导，否则随着房贷存量越来越大，将会有更多年轻家庭及中老年家庭陷入债务压力的恶性循环。
在外界看来，过去几年，由于房地产信贷和消费信贷发展较快，中国家庭的整体负债水平上升，通过居民消费的较快增长，对冲了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不足，从而给政府和企业去杠杆留下了足够回旋余地，中国经济增长也得以持续。但家庭负债水平的增加终究是有限的，债务压力越大，居民消费越少，若贸易和投资无法及时补位，经济增速必然放缓，而这也必将恶化居民收入、消费信贷和家庭负债情况。
最近一年多，各地都在进行房地产调控，居民房贷增速下降，但房贷存量仍然较大，且长期贷款所占比重较高，居民负债水平居高不下。好在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多方举措，帮助那些高负债家庭适度去杠杆。从家庭债务占 GDP比重来看，中国过去几年虽有增加，但目前占比不超过一半，而美国家庭债务占其GDP的比重大约为80%，英国则接近90%，日本也超过60%，相对而言，中国家庭债务水平看起来还算是安全。
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忽视中国家庭负债上升的理由。在政府和企业去杠杆收效明显的同时，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刻教训，我们也要高度关注部分地区、部分居民家庭的债务压力，通过减税、房改和消费引导等方式，帮助高负债家庭适度去杠杆，以免触发更大风险。
（本文首刊于2017年12月1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