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更迭周期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谷周期，这正是中国的赶超机遇。
（中国ICT 产业优势的形成，与“入世”以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密切相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已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2014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接近全球三成，出口接近四分之一。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产业配套能力和市场规模成为当前中国新的竞争优势。
中国高技术产业各个门类中，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优势最为突出，价值链攀升趋势显著增强。但总体来看，中国高技术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主要依靠大量劳动力投入支撑，劳动生产率仅约为美国的八分之一，研发强度不足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两成，销售净利润率不到5％。
随着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预计未来十年高技术产业将保持10％左右的高增速，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加强自主创新，将规模和成本优势转化为核心环节的技术优势。
当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趋势
高技术产业是根据发达国家的行业研发投入强度界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以下行业：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其中，前五类与国际分类基本对应。
这种分类方式是大类划分，每类高技术产业实际上是一个工业部门，产业内不同环节的技术强度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在全球产业分工下，同样是高技术行业，在一个国家可能主要是技术密集环节，而在另一个国家可能主要是劳动密集环节。例如，电子信息产业在美国主要是芯片设计和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而在中国主要是整机组装和外围零部件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主要有以下趋势。
（一）产业规模快速增长，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2014年，全球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总量为1.8万亿美元，中国贡献接近三成。2000年-2014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0倍，从500亿美元增至5000亿美元，如图1所示。200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仅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与德国持平。2014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已与美国基本持平，是日本和德国的5倍。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其他部门，2016年增加值增速10.8％，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8个百分点，比制造业快4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2.4％，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
全球高技术产业贸易顺差主要在中国、日本以及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亚洲经济体，逆差主要在美国和欧洲，如表1所示。其中，中国高技术产业贸易盈余持续增长，2011年前后达到高峰后略有回落，2014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约占全球的24％。亚洲六个中小经济体高技术产业贸易顺差约为中国的四分之三。日本高技术产业贸易持续恶化，2013年开始出现逆差。欧洲恰好相反，2013年由逆转顺。美国始终维持大幅逆差格局，2014年逆差规模在400亿美元左右，2004年逆差一度接近千亿美元。
（二）竞争优势逐步积累，比较优势正在转化
中国过去具备比较优势的主要是制造业中的中低技术部门。目前中国制造业总规模已居第一，高技术产业位居第二，次于美国。与典型大国相比，中国中低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非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的优势依次递减。服务业和农业的可贸易性低于制造业，这是其效率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2014年中国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产业占全球的份额分别是34.3％、35.4％和31.5％，都高于高技术产业份额，如表2所示。
当前中国进一步具备了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和巨大的市场规模，成为新的比较优势。中国已成为全球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制造中心，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产业配套完善，外贸通关便捷，对全球电子制造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深圳周围集聚了大量电子企业、创业人才和创投机构，任何新产品设计，一周就能完成“产品原型—产品—小批量生产”的过程，而成本要远低于美国硅谷等地。中国的内需不断释放，消费升级趋势持续加强。从全球龙头企业营业收入中来自中国市场的比重看，英特尔、三星、高通约为50％，苹果约为20％。
（三）ICT产业规模优势突出，价值链攀升趋势渐强
中国高技术产业中规模优势最强的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二者都属于电子信息制造业（ICT产业）。2014年，两大行业营业收入分别占中国高技术产业的52％和20％，合计超过七成；出口额分别占中国高技术产业的58％和36％，合计超过九成；增加值分别占全球的47％、43％。
中国ICT产业优势的形成，与“入世”以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密切相关。2000年-2013年，中国计算机、通信设备产业出口分别增长19倍、13倍，远高于同期营业收入增幅（14倍、10倍），如表3所示。相比而言，医药和仪器制造业恰好相反，营业收入增长远高于出口增长，这表明二者主要满足国内市场，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弱。航空航天制造业出口增长也快于营业收入增长，但其市场化程度较低，总体规模很小。
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主要集中在ICT产业，其他产业出口很少、净出口甚至是逆差，如图2和图3所示。2014年，中国ICT产品出口占全球主要经济体的41％，贸易顺差超过美欧日贸易逆差之和。美国、欧洲的高技术产业出口结构相对平衡，各个产业的出口额都在一个数量级。但从净出口来看，美国、欧洲ICT产业大幅逆差，这恰好对应中国、韩国的顺差。
有观点认为中国ICT产业的出口可能被高估，因为它包含了“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例如，苹果手机是典型的加工贸易，中国进口主要零部件，国内组装完成后将整机出口，中国的增加值率并不高。这种情况下，出口虽然很大，但净出口实际不大。但从图2和图3可见，中国ICT产业的出口和净出口都很高，这说明，即使考虑了苹果手机这类加工贸易情况，中国ICT产业的净出口仍然很高。
但需要客观认识到，规模优势并不必然意味着竞争力强。美国高技术产业总体贸易逆差，但其竞争力无疑很强，原因在于美国在高技术产业的核心环节具有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如民用大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半导体产业等。近年来，中国ICT产业价值链攀升的趋势显著增强，表现最突出的是面板显示行业，自给率大幅提高，京东方已超过日本、韩国的竞争对手，液晶面板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一。此外，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快速发展，2016年华为海思、紫光展锐两家设计企业已进入全球前十强，9家中国企业进入全球前50强。
中国高技术产业总体仍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中国高技术产业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中国和美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目前都在5000亿美元左右。为实现5000亿美元增加值，中国需要1300万就业人口，美国仅需180万。如表4所示，2014年美国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28.4万美元/人和3.7万美元/人，美国是中国的近8倍；两国的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分别是12.5万美元/人和1.4万美元/人，美国是中国的近9倍。中国与美国在高技术产业上的生产率差距略小于经济总体的差距。
中国高技术产业规模的快速成长主要依靠大量劳动力要素投入支撑。2006年－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就业总数翻了一倍，增长最快的是电子通信设备（2.2倍），其次是计算机（1.9倍）、仪器（1.8倍）、医药（1.7倍），航空航天由于进入门槛高和体制所限就业增幅很小，如表5所示。同期，美国除了航空航天以外就业人数都在下滑，通信、计算机产业就业降幅在25％以上，这与美国“去制造业”的结构变化一致。
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销售利润率仅6.2％，净利润率不到5％，如表6所示。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为89.7万元/人，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相同指标。电子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产业规模最大，但利润率反而最低，分别仅有5.5％和3.5％，出口比重最高，分别为47％和76％。这表明中国通信设备和计算机产业主要是依靠低成本优势，大规模融入全球产业链，但附加值不高，创新能力不强。总体来看，中国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约占总出口的一半，相当于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从研发强度来看，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研发强度（研发投入/产值）仅有1.5％，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1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制造业总体研发强度（2.6％）。图4分行业对比了中国和经合组织国家的研发强度，差距最大的是计算机和医药制造业，经合组织是中国的12倍和8倍，仪器仪表、电子通信设备、航空航天分别是7倍、4倍和1.8倍。
中国高技术产业未来展望
成功迈入高收入社会的经济体，普遍具有发达的高技术产业。各国对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中国应立足自主创新，扬长补短，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规模和产业配套优势，塑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鼓励企业创新。另一方面，要抓住技术更迭和经济周期低谷带来的赶超机遇，加强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
第一，根据典型国家经验，高技术产业增速领先GDP增速1倍左右。随着中国经济转入6％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高技术产业增速将在10％左右。预计中国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左右时，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峰值并开始回落，进入淘汰低端领域、保留高附加值环节的“去粗取精”阶段。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中国将逐步跨过组装代工、外围零部件制造的低端环节，过渡到核心零部件制造、塑造品牌优势的高端环节。
第二，如何将市场规模和产业配套优势，转化为核心环节的技术优势，是当前中国高技术产业面临的重大挑战。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距离技术前沿越来越近，技术追赶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先发国家的遏制策略日趋强化，要求本国企业在后发国家投资要与国内保持1代到2代的技术差距。例如，特朗普上任后吸引高科技企业“回流”，英特尔近期宣布投资70亿美元在美国新建7纳米工艺生产线，这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制造工艺，而中国仍处于28纳米工艺水平。核心技术换不来，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充分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通过不断试错和快速产品迭代加快技术进步。
第三，政府在高技术产业追赶中必须有所作为。高技术产业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仅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产业赶超。加大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力度，集中力量，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从源头上加强技术积累。鼓励通过产业基金等市场化运作方式，实现从原始技术创新到产业化的有效衔接。改善国内产业竞争环境，塑造有限竞争格局，加大对行业内若干家龙头企业的支持，避免过度内耗抵消对外竞争优势。合理利用国际规则，通过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政府间机制，进一步推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合作。充分利用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工具，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有利条件。
第四，电子信息产业有望率先突破，逐步在面板、芯片等核心环节形成技术优势。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中心，巨大的国内需求被充分激发，这使得中国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议价能力逐步增强。但是，电子信息产业市场主体分散，政府难以像高铁那样发挥“战略买家”作用。如何加强需求引导、促进国内企业和消费者一致行动，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技术特征来看，电子信息产业技术更迭快，后发国家赶超机遇多。例如，集成电路制造在逼近技术极限后，摩尔定律逐步失效，发达国家技术进步速度有所放缓。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潜在技术变革将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赶超带来新的机遇。
（石光/文，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编辑：马克）
（本文首刊于《财经》年刊2018：预测与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