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批示、国务院督办不管用,改善营商环境靠什么?

  

2018年01月11日 19:54  

2015年5月,时任桔子水晶酒店CEO的吴海致信李克强总理,痛陈企业同政府打交道时的“憋屈”经历,结果不仅“惊动”包括总理在内的三位国务院领导,还被请进中南海。但这个“高光时刻”,并未带来太多改变。

两天前,吴海又一次发出“公开信”,依旧在倒营商环境的苦水。在他眼里,两年多来,“执行层面好像没有真正领悟到中央的意图”——高层频频发出的简政放权信号,往往在基层卡壳,该憋屈的照样憋屈,甚至更憋屈。

“总理批示要办,国务院办公厅督办,到现在没有解决,”吴海向媒体抱怨,他很“气愤”。

从“憋屈”到“气愤”,吴海的情绪并不独属个人。这段时间,有几位企业家在舆论场上密集发声,批评营商环境,言辞情绪不乏激烈。也是最近,中央和多地政府也在关注营商环境问题。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的“集体爆发”更显特别,也获得广泛的舆论关注。

这些言论矛头所指,无外乎是基层行政机构和公务人员面对企业时“层层设卡”甚至“层层盘剥”。只不过,有了这几年高压反腐、持续反“四风”和强调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基层的表现有些新方式。

去年秋天,曾有老企业家公开表示,这两年感受到基层政府“作风变好了”。怎么变好呢?——

“鬼子进村”式的“流动执法”,实则“白拿白要”的那种,过去每年几十拨,如今每年“也就”十来拨;

企业“孝敬”政府部门的“公关开支”,原来每年五六十万元,现在减到了二三十万元;

基层单位明目张胆“索贿”的少了,如今只是消极怠工“不作为”,他们明知道业主每日扛着高额房租、人工费、承受力有限,就以各种理由或拒受理或借口不来现场审查,迫得企业只能千方百计疏通关系、请客送钱……

吴海的抱怨与之如出一辙:拿钱的少了,事更难办了;跑腿的次数少了,但事情照样办不了,因为那图章还得一个个敲,流程并未见少。到头来,“变的只是形式,本质并没有改变”。

从舆论的反应看,具体事实固然有待确认,但此类现象的存在应当确凿无疑;也正因为类似现象在不止一个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基层营商环境才会令人堪忧甚至愤懑。

营商环境取决于政府行为,而大多数正常经营的企业,对政府的要求其实不高。当年那封让自己成名的公开信里,吴海就写道,自己不需要政府的资金扶持,这是资本市场的事;也不需要特殊政策支持,这是“长大了跟妈要奶吃的事”。他和众多企业家想要的,只是一个“公平透明的市场体制”,是一个“不添乱就是帮忙”的政府。

营造这样一个营商环境,理论上并不算难,只要政府、企业各归其位,都没有非分之想、都不去觊觎不该属于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政府在此基础上能够主动跨前服务,或是愿意适当“割肉”,为企业经营让出一些“利”、创造更便利的空间,那就更是锦上添花。

然而,一些地方在相当长时间内的政企关系处于扭曲状态,归根到底是政府权力不受制约,致使其占有不当得利。这些不当得利,来源于过多制度空隙造成政府手中过多的“自由裁量权”,这就滋生大量权力寻租空间,使政企关系的天平日渐失衡。

而既得利益者的地位一旦树立,非但不易由外力撼动,更容易使相关主体产生严重的“利益依赖”和“路径依赖”。久而久之,“伸手”就成了一些人习惯且唯一擅长的管理方式。

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政府权力细加约束,尽最大可能堵住制度的漏洞和缝隙。这些年改革持续推进,重点和难点正在于此。而现实让人们意识到触碰利益是多么艰难——中央三令五申、总理屡屡批示都难以解决问题,个别地方呈现出的观念难转、手势难变,根子上还是“奶酪”难动。

但愈是如此,愈是需要改革重拳,愈是需要强加监管——不仅是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也包括针对政府行为的监管。

都知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这“三张清单”也已被提倡多年,顶层设计不可谓不充分,关键就在日常的执行与督查。政府的权力、许可和行为,都应当有法可依、有理可循、有据可查,但凡失职或滥权,则当有及时的遏制和惩戒措施;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则应当有畅通的意见表达及上溯渠道,应当有制度性的权利保障。

要靠制度——也只有靠制度,才可能填平上层理念同基层执行之间的鸿沟,才可能形成长期的健康导向。总不能一次次都要劳烦“领导批示”吧?

(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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