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对属地的GDP数据挤水分，引发各方关注。相对于弄虚作假，敢于挤水分是件好事。勇于暴露和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这也表明地方政府开始不再为GDP而比拼。从惟GDP论英雄，到开始竞相挤水分，也充分说明地方党政官员的政绩观有了很大的改进。
这一方面是因为大的环境氛围的改变。从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期主要矛盾的改变，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再提出增长具体目标，都表明与过去更多追求GDP的总量增加相比，人们更追求发展的质量。
另一方面，这当然也和地方领导面临越来越大的增长压力有关。新旧动能的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三去一降一补”未竟全功，与此同时，过去大干快上的模式也难以为继：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表态谁的孩子谁抱，不会为地方政府债务兜底，地方政府面临沉重的偿债压力。
中央提出2018年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防范金融风险，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除了地方政府债务本身的风险外，与地方违规举债相关的金融乱象也是金融风险的乱源之一。
也因此，一段时间以来中央三番五次提出要对领导投资决策和地方政府债务终身问责。近期，一些地方政府违规举债也被通报批评，这表明不仅旧债要还，新债也不能乱举。旧债不易还，新债不易举，旧增长模式已终结，高质量发展挑战大，面临除旧布新双重压力的地方政府官员，终于意识到对GDP的追求也要量力而行了。一些地方政府主动给GDP挤水分，就是知难而退开始为自己减负了：不把高基数调低，未来的增长难以建立在现实可行的基础上。
在为地方政府主动挤水分点赞的同时，必要的问责还是需要的。问责是为了厘清责任环节和责任主体，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因为准确的经济数据统计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虽然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指出个别地方数据注水不影响整体数据的真实性，但毕竟有碍国际观瞻，长久而言数据失真的现象必须予以杜绝。
当然，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厘清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角色，真正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落到实处。
毋庸讳言，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大推手是在以GDP论英雄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下，政府强势汇聚资源的能力。这也是赶超型经济体的普遍特色。在这种政府强势主导格局下，地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财力，除了地方财政外，多是以来自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为主，并由政府决定银行资金的走向。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经过持续不断的改革，中国的银行业和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作为国企提款机和地方财政出纳的角色，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强势作用，导致地方财政与金融体系难以做到真正的区隔。地方债务风险和金融乱象的根源之一就是不规范的银政合作。
伴随着今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角色的进一步厘清，从经济建设的主要参与者转换为市场经济平稳高质运行的秩序维护者和制度供给者，今后各个地方政府间比拼的将不再是GDP，而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丰富性，以及以可持续的融资能力为核心的财政可持续性。
而随着地方政府举债搞建设冲动和动力的弱化，今后地方政府也要更多面向市场直接融资，以直接发债为主。也因此，政府和金融市场的合作不仅不能弱化，还要强化和深化，关键是要合规公开透明。
与此同时，存量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也离不开金融市场的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两者互相完善相互促进的过程。要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的过程中，完善规范金融市场，比如建立全国统一的不良资产处置规范和标准，还要借此推进金融市场的深化和金融产品的多样性，比如REITS和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等。
要而言之，要在存量债务处置和增量地方债发行的过程中规范政府行为。除了市场基于地方财政能力用脚投票的外部选择倒逼之外，地方人大也要进一步发挥监督作用，以更好地实现与地方财力相匹配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当然，此一目标的实现还需要配套其他一系列的改革，比如进一步理顺央地关系、实现事权财权更合理的匹配、推进地方主体税种的构建，等等。此外，一个相伴而生的新议题就是如何尽快构建适合新发展观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标准和新激励机制的建立。相对于这些长期问题，挤出GDP水分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