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缘何对不平等视而不见?

《财经》杂志   文/沈联涛     

2018年3期 2018年02月05日出版  

令人头疼的问题如不平等,都属于市场失败,政府可以接手,却忽视了政治攫取和既得利益等现实

人生而平等是一个很古老的认识。法国贵族与普通平民之间对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反抗让18世纪知识分子卢梭写下“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样的句子。

这些话点燃了法国大革命。到了21世纪,人生而平等早已被奉为箴言,可是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关于全球收入和财富差距,通常有三个“典型化事实”。首先,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这主要源自中国、印度和东盟等新兴市场的崛起。其次,在几乎每个国家,特别是过去30年里,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三,正如乐施会所指出的,全球八大首富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人类较贫穷的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指出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有很深的政治根源。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的48年里,只有两次被颁给有关不平等的研究。

不平等牵涉到各种重要的社会问题如生态、腐败、犯罪和政治攫取,但它为何没能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

前身是 “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走向“纯粹科学”,这其中有深刻的元经济学(关于思想的思想)原因。到上世纪80年代,主流经济学基本被规范经济学和量化经济学垄断,大量借用物理学的数学模型。这些还原论的统计学模型忽略了复杂的政治因素,以优雅的理论将世界理性化,侧重优化政策方法,而忽视各种不确定性,如金融危机和日渐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理性的人变成经济学机械模型中的机器人。

英国哲学家图尔敏(Stephen Toulmin 1922-2009)将现代西方(现代科学的崛起)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436年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开始到1650年左右。这一阶段没有自然和人的区分,宗教和政治是欧洲各国永恒的挣扎。培根(1561-1626)和马基雅维利(1469-1527)等政治哲学家延续口述叙事传统,并主要著述政治和人类行为的实际问题。莎士比亚等戏剧作家讲述有关人类的故事。但随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结束了围绕宗教的30年战争,该条约决定各主权国家有权决定本国事务和官方宗教。

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现代西方第二阶段的开始,世俗科学兴起,有关人类和自然的思考逐渐分离,过去的思想被认为缺乏理性和严谨性。从伽利略(1564-1642)到法国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欧洲思想希望成为“知识上的完美主义者,道德严谨、不屈不挠的人本主义”。这是走向理论的时代,试图寻找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普世之法。

伟大的科学家牛顿(1642-1727)是那个时代的典范,标志着从伦理和道德的人类实际问题向理论概念过渡,试图以还原主义的简化模型解释现实。牛顿的科学呈现了对自然世界的理想、稳定、机械的看法。

主流经济学家热衷牛顿的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能够给出最优的政策建议或预测,受永恒不变法则的约束,并且认为永远可以刷新重来。事实上,经济学和市场并不总是处于均衡状态,游戏规则通过进化和改进不断变化,我们永远也无法重新开始。所有的人类系统都受历史、文化、机构和过往经验的限制。

自1912年以来,牛顿的物理学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挤到一边,后者将不确定性和混沌视为自然变化的一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却从未接纳科学思维的这一深刻变化,这只能用政治来解释了。

在不列颠治世之后,美利坚时代非常熟悉自由市场的永恒普世模型,政府干预最小化,有效的资源配置将带来稳定均衡。意识形态上,美国代表了自由市场,因为它是最大赢家。而令人头疼的问题如不平等,都属于市场失败,政府可以接手,却忽视了政治攫取和既得利益等现实。主流自由市场经济学成为迎合特权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因为归根结底,“每个人都能富起来,我们可以通过再分配解决问题”。但一旦少数精英变得富有,当权者尽全力保证没有人会认真考虑再分配问题。

美国最近提出的减税政策就是明证。所有指标都表明,减税政策对富人的好处远远大于穷人,但冠冕堂皇的理由却是富人会增加投资,中产阶级会增加消费。与此同时,穷人需要的福利和医疗保障却被削减。

政治推动经济理论,并像宗教一样利用理论来将现状合理化。

认识到不平等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了减少不平等我们能做些什么?

(翻译:许杨晶晶,审译:康娟,编辑: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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