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可以有效地放缓风险，维持金融稳定，提升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全球化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4月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
易纲表示，经过中英两国双方共同的努力，目前沪伦通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在座的证监会的副主席方先生也在做，我们将争取在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在此前宣布的一些金融业、服务业的开放措施也都在有序地推进。
此外，他还表示，放宽对外资的准入和业务范围的限制，同时对各类所有制，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不管是什么所有制，我们都要依法合规进行一视同仁的审慎监管，金融是牌照业务，是要有资格的，对金融的牌照，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服务的牌照是严格管理的，是有准入资格的。所以，对内外资是实行一视同仁，审慎监管的。
另外，易纲指出，到今年年底以前，还将退出下列措施，以下几条是今年年底以前就要落实的。
第一，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济、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第二，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第三，大幅度的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
第四，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单独设现，内外资一致。
第五，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两年代表处的要求。
以下为论坛讨论文字实录：
主持人：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正在进行，如果说中国要缩紧货币政策的话哪些原则需要遵从？
易纲：货币政策在中国是审慎的，我们没有什么量化宽松或是零利率的政策，现在主要的央行都开始缩紧利率，开始退出扩张，也会进行缩表。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期待这样的变化，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进行改变。关于利率在中国和美国的不同，现在也是处于舒适的期间，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现在是3.7%，美国可能是2.8%左右，这样的利率差异，关于十年期的国债，甚至是短期，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夜7天的利率，差别也是在舒适的范围内。
短期而言，我们已经非常长时间地关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也会继续进行审慎的货币政策。
主持人：之前我说过，中国非常关注货币市场的利率，对于基准利率有什么想法？是否会保持一致？
易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为止，我们的利率自由化是朝着市场主导的方向发展，我们的价格变量现在越来越重要了，目前我们有两条渠道，一个是基准利率，一个是市场率。比如说公司债、政府债利率，现在的货币市场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对于借贷和储蓄我们还是有基准利率，对于基准利率我们已经放松空间，也就是说基准利率是作为一个参照，但是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可以就基准利率而言稍微有上浮或下降，这是由商业银行根据市场的状况来决定实际的存款和借款利率。虽然我们有基准利率作为指导，但是在未来，借款和存款利率也将会主要由市场来决定。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利率会逐渐上升，是吗？
易纲：最好的方式就是为了逐渐使这两条利率轨道融合，更向市场利率统一，这是我们的改革方向，所以我们要考虑什么是最好的策略，最好的策略在未来就是要让这两条轨道更加审慎，更加遵从一个市场利率的方向。
主持人：昨天习主席再次强调了中国的金融领域的开放，是否有一些具体的细节？
易纲：我借此机会宣布一下金融的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正在抓紧落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大幅度的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下一步，我们金融业的开放将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
第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进程要相互配合，共同推进；
第三，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使得金融的监管能力要以开放的程度相匹配。
根据习主席所说的落实开放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精神，以下六点金融领域的开放措施要在未来的几个月就落实：
第一，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第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的上限放宽松至51%，三年以后不再设限。
第三，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证券公司。
第四，为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港两地股市互联互通的机制，从今年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的额度扩大4倍，也就是说沪股通和港股通每日的额度从130亿调整为520亿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调整为420亿人民币。
第五，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
第六，放开保险外资经济公司经营的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以上这六条就是未来几个月就要落实，预计到今年的6月30日这些措施将大部分开始落实。
到今年年底以前，我们还将退出下列措施，以下几条是今年年底以前就要落实的。
第一，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济、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第二，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第三，大幅度的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
第四，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单独设现，内外资一致。
第五，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两年代表处的要求。
此外，我很高兴地宣布，经过中英两国双方共同的努力，目前沪伦通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在座的证监会的副主席方先生也在做，我们将争取在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在此前宣布的一些金融业、服务业的开放措施也都在有序地推进，比如说以前宣布的包括开放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放宽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以及对外资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这一些以前已经宣布的措施正在扎实地推进。
目前人民银行和各部门都在抓紧修改法律法规、相关程序，将上述的时间点落实实施。为了促进金融业开放的相关工作进展顺利，我们还将做好配套的工作，这里强调一点，在扩大金融开放的时候，一定要加强金融监管。有些朋友认为是不是国门打开监管就放松了，千万不要有这种担心，我们开放，实际上监管是加强的。这个开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宽对外资的准入和业务范围的限制，同时对各类所有制，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不管是什么所有制，我们都要依法合规进行一视同仁的审慎监管，金融是牌照业务，是要有资格的，对金融的牌照，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服务的牌照是严格管理的，是有准入资格的。所以，对内外资是实行一视同仁，审慎监管的。
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可以有效的放缓风险，维持金融稳定，提升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全球化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谢谢！
主持人：易行长，非常广泛的措施，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人士有很多问题想问您，我觉得中国对于大的外资银行能够来到中国更广泛的工作，还包括一些大的外国证券公司来到中国，跻身于中国内部大的保险公司，这都表示很高兴，很满意这种做法。
易纲：我们会逐渐地开放，我们欢迎外国的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在中国进行业务的运作和投资，我们会把国内的和外国的公司一视同仁，它们到底谁会表现出更好的竞争力，这是由它们自己决定的，整个市场是开放的，在这个市场上的表现就要看各家公司的治理和能力，我们拭目以待。
主持人：如果说外国的银行到中国来收购一些中国的银行会高兴吗？会愿意这样做吗？
易纲：当我们提升了股本上限，其实就已经开放了这种可能性，很多渠道的进一步开放，在每一个领域都会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将会非常清晰的阐释，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资本，运营者，我们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都会进行审慎的监管。同时，市场竞争的渠道是完全开放的。
主持人：2-3年的时间是否会预见中国的证券市场将会变得非常不同，比如说它的规模更加大，同时也会有更丰富的证券工具。
易纲：我觉得几年之后通过开放的政策，我充满信心，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会是一个更加有竞争力的市场，能够得到更好的监管。同时，也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有非常公平的、平等的竞争。在这里，中国和外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在一个平等的经济场上进行博弈。因此，整个服务的能力，包括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不同层级的客户的能力，以及产品的多样化都会更加的好。
讲到监管和金融安全，我相信这两个方面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了关于金融安全，有很多外界人士看金融业有一个担忧就是债不断地攀升，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在过去的9年中增长了100%，这比美国都要更快一些，是否通过这种方法把债清除掉，还是说您也有这种担忧呢？
易纲：我们确实有整体高的杠杆率、债务率的问题，关于审慎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关系，我们会考虑高杠杆率，是作为我们货币政策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首先会先使债务率稳定下来。第二步，优化债务结构，比如说政府债、公司债、家庭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进行优化，使整体的债务率稳定下来，这是正确的方式，这样才能进行去杠杆。
主持人：易行长，能否再跟您提一下，中国和美国的银行或金融体系更加互联的问题，还有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您怎样看待？货币政策是否成为一个工具能够使用，在中美贸易摩擦当中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易纲：首先，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想法，我认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或不平衡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要说以下几点，首先这种不平衡是结构性问题，中国是在产品附加值价值链的末端，所以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代表了整个东亚对于美国的顺差，因为中国会进口日韩以及台湾生产的产品，然后再卖给美国。在统计数据当中显示出来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事实上中国跟日本、韩国和台湾省都有贸易逆差，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需要从多边的角度，而不是从美国单边的角度看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第二，贸易不平衡是宏观经济的问题，如果看国家帐户，一方面是经常帐户向下赤字；另一方面，有三点，一是政府赤字；二是投资；三是私人储蓄。目前的情况，美国对中国有贸易逆差，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看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它也在增长，预算赤字越高，贸易赤字也就越高。再看投资，有了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美国的经济会更好，投资越高，经常帐户的赤字就会越大。
第三，刚才说的私人储蓄，目前美国私人储蓄率是有所下降，这也会造成缩减经常帐户赤字的困难，我们需要认识到，经常帐户的赤字是非常艰巨的问题，我们看中美贸易的时候，不仅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如果看中国跟美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事实上增长的非常快，在过去十年，每年增长20%，去年服务贸易中国对美国的逆差超过了380亿美元。随着金融服务业开放和服务的开放，美国将会在未来的服务贸易当中有进一步更大的优势。如果我们把货物贸易跟服务贸易放在一起看，它们实际上是会平衡的。
这是我的观点，如果美国政府花更少的钱，储蓄率上升，就会缩减赤字。最后，我们需要考虑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它们会在中国市场销售很多产品，大量的销售额和利润，但是我们看中美贸易逆差的时候并没有算这一部分，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以及它们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如果把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的话，整个不平衡的状况就会极大的缓解。如果只看中国企业对于美国的产品销售，这是不够的，同时看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销售，实际上它们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很大，把这两点都考虑进去的话，这个场景有很大的改变。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我们必须要分析经济形势，认识到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且有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用理性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主持人：关于货币政策，是否也是跟美国谈判的筹码？因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货币也是有看法，是否跟美国有冲突？
易纲：我认为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关注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它也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中国降低关税不会让自己的货币贬值，我们的货币政策，以及我们的汇率体系运行良好，我们的汇率体系是以一揽子货币为参照，加上管理的浮动汇率，也是基于供求关系，目前是运行良好，央行不会干预长期的汇率。我们有1亿中国人口会出国，对他们的服务也是很好的，他们可以非常方便的享受外汇，我们的汇率体系使得家庭、企业，甚至是在中国营业的外资公司，都给他们提供了贸易和投资的便利，我们的汇率机制是一个市场决定的机制，运行良好，也会继续良好的运行下去。
现场提问：
提问：提问易行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以及您刚才谈的所有的开放措施，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哪些益处？另外，中国的银行业在开放过程当中怎样能够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另外，想问一下关于虚拟货币，去年9月份银行出台虚拟货币监管，禁止一些ICO和虚拟货币交易所，这些在海外延续在做，央行在2018年对于虚拟货币的监管会不会有新的动作？央行对于区块链的技术是什么样的态度？谢谢。
易纲：货币政策的变化和开放对实体经济肯定是有好处的，我们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为了金融业怎么样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来设计的，这些政策也有利于中国银行业在国内的竞争，并且有利于中国的银行业走出去在全世界的竞争。
关于虚拟货币，这个朋友讲的，我们确实认为虚拟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比较少，有一些投机，甚至有一些洗钱和其他的行为，所以在中国，我们对虚拟货币一直是比较审慎的。但是，实际上现在对数字货币在全世界的研究，中国的研究是走在前面的，我们也在研究数字货币怎样以最好的形式服务实体经济，以最好的形式来安全地发展，能回避一些可能的负面影响，使得数字货币能够更好的为经济服务。这里也包括区块链技术，也包括我们说的金融科技。总体来讲，我们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同时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发挥数字货币的正能量和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
提问：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在1990-2000年日本的货币政策似乎失去对经济的影响能力，进入了流动能力的陷阱，中国是否容易受到流动性陷阱的影响？
易纲：关于流动性陷阱，过去在日本是这样的，简单的说，中国目前离流动性陷阱还比较远，不过这个流动性陷阱极端的情形对我们制定货币政策一直是有益的一个极端的情形的考虑。
提问：您刚才说到很多开放的措施，在资本政策可兑换方面有没有什么措施？开放的同时如何把控金融风险的问题？包括金融监管未来的监管模式是否走向混业监管的模式？一行会怎么协调的问题？
提问：我的问题比较类似，我们从两会之后就一直期待着金融领域开放的措施终于出来了，您也讲到了要进一步的加强监管，审慎监管来预防风险，应该说这是最近十年中最大尺度的开放，能不能进一步讲审慎监管具体是指什么？
易纲：开放措施，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我们一直是在稳步的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大家想想现在和多少年以前比，我们资本项目可兑换，不管是在FDI还是ODI，还是在金融市场方面，比如说中国的股市、债市，外资怎么进入，中国的股市、债市怎么纳入全世界主要的指数，这些工作都在做。就包括我刚才宣布的提高互港通、深股通、港股通每天的额度，实际上都在有序地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使大家在资本项目上越来越方便。同时，我们的改革步骤是稳妥的，稳妥的意思就是，它还是要控制住风险，使得整个过程比较平稳。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驱动的过程，如果企业和金融机构、个人有这方面的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可以节约货币错配的成本，对冲货币错配的风险，我们都乐见其成。但主要是要市场驱动，我们要使得人民币、美元、欧元、日元，和其他货币的竞争是平等的，企业可以自由的选择用哪种货币最方便。
关于监管，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监管框架一定要加强监管，但是目前监管的基本框架还是分业监管的框架，职责是清晰的，但是从过去这些年的经验来看，我们要特别关注跨市场、跨产品和跨机构的风险传染，比如说我们考虑的大资管指导意见，未来将要出台，实际上就使得资产管理这个业务，不管你是银行做的还是证券做的还是保险做的，都应该在同一个规则下竞争，要尽量的减少监管套利，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路。谢谢！
提问：提问：您好，我想请问易行长，现在“断直连”已经开始进行了，其实网联设备主要是货币系统，那么为什么创造出一个网联呢？这个意义和监管的意义在哪？
提问：今天的标题是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其实是在新常态的经济情况下，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速实现中高速的增长，防范系统化金融风险，都是中国新常态很重要的特征，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央行更多会使用这种公开市场的措施进行调节货币市场上的相关货币供给，而对于标准利率个调整更多好像偏向于象征意义，这是不是刚才您提到的利率双轨化逐渐变成向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调整？
提问：我的问题也是给易行长，关于利率的，我们看到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背景加利的预期是比较强烈的，我们想知道中国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调整？去年年初开始，中国的房贷利率也一直在上涨的趋势，可不可以理解为变相的加息？或者说中国下一步房贷的利率会不会延续上升的趋势？
易纲：我们讨论的专家都是我非常尊重的领域的顶级专家，希望记者朋友多给几位同事提点意见，别把问题都集中在我这儿。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是最好的。
网联主要是从支付系统的公平竞争和安全考虑的，中国的第三方支付，中国的手机支付也好，移动支付也好，应当说是走在世界的前面，全世界都在说中国手机支付、移动支付有多方便，中国老百姓在这方面也得到了实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风险，怎么样有效的防范风险，同时鼓励竞争，鼓励创新，这是一道挺难解的题，要平衡好。所以我们整个制度设计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的。
后两个题都是关于利率的，比如说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利率是不是对利率的调整只有象征的意义，还有一个说利率要调整，将来房贷的利率怎么走。我刚才说了，实际上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很稳健的，大家要考虑，比如说隔夜，七天，十年国债的利率都在哪，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进行零利率的时候，我们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也是相当稳健的，既然我们有这么稳健的基础，当其他国家在货币政策正常化，它们开始加息，美国已经加息了6次，但是美国加息6次以后，现在人民币的收益率曲线和美元的收益率曲线还是平均高于美元的收益率曲线，比如说80-100个基本点左右，还是仍然保持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利差。
我认为目前这种货币政策的格局和利差的格局应当说是总体稳定的，也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稳定不稳定，好不好，实际上关键看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的融资，我们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是怎么样的。另外，要考虑到预期、将来会怎么样，大家会怎么想未来的事，这两个方面考虑，现在我们都处于比较适度的期间。大家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谢谢！
提问：我来自中国日报，我的问题也是问易行长的，如果我们进一步开放我们的金融市场，可能会看到一些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您能够预期的这种影响是什么？怎么样管理这种跨境资本流动？
易纲：跨境资本流动，目前是比较平稳的，当我们进一步金融开放的时候，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中国的货币市场，中国的债权市场和中国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充。同时，中国的老百姓也好，机构也好，将来在更大的程度上在全球配置他们的资源，使得我们金融市场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是需要有资本流入、流出的，我们希望流入、流出是平衡的，资本流入流出有利于我们在全球配置资源。
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中国一些主要的债权市场和股票市场纳入MSCI指数；从外国的投资者来讲，它们是机构投资者，就要相应的配置这部分资产，他们要投资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债权市场。
从中国的投资者来讲，我们的机构投资者，我们的理财，我们的老百姓，它也想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来配置它的资产，目前中国老百姓、企业、机构在全世界配置资产的比例还是偏低的。随着开放，两个方向的需求都有，跨境的资本流动可以是平稳和高效的。
你说的关于REITs资产证券化的问题是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我们的REITs一直没有做起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基础资产怎么考虑和发达市场的Reits是不一样的，人家的基础资产就是要卖掉的，资产证券化以后，这部分资产是真正的卖给市场了，使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会下降。而中国的机构有的时候有的REITs是它最好的资产，有的是不舍得卖断，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考虑。从政策上，我们也在考虑如何更有效的使REITs资产证券化市场能够发展起来。
主持人：问易行长，如果还记得80年代英国以相似的方式开放证券市场，使得外资投资方进入伦敦，中国是否有这样的计划？通过开放，在中国也建立这样一个金融中心？
易纲：我觉得中国的理念是渐进式的，温和的，所以我们会非常的审慎，所以不是大爆炸，是小爆炸，我甚至不愿意用爆炸这个词，我觉得应该是审慎的，渐进的过程。有三个过程，国民待遇、风险清单，还有一个是日本朋友所说的，我们需要把金融开放、汇率灵活，还有资本帐户自由化，这三个方面要平衡，要使这三个方面协调。
我们还需要增强金融监管，认识到风险是存在的，也许是在资本流动方面，也是在其它类型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审慎的步骤。简单的来说，我不想用任何银行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应该是渐进的、审慎的行动宣布开放，所有这些开放措施的宣布是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来做的，同时我们始终是配以数据的支持，数据的准备度，告诉我们现在做好了准备可以往前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