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论坛|朱民:如果未来有大波动很危险,而大波动只会从美国的金融市场来

《财经》记者 刘一鸣/文 宋玮/编辑     

2018年04月11日 18:31  

在博鳌亚洲论坛,朱民认为今年美国金融市场可能会出现大的波动,但不至于崩盘,不过在2-3年内,市场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较高。

《财经》记者 刘一鸣/文 宋玮/编辑

2018年4月10日,在《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主持的分论坛《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挑战》上,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观点鲜明,他认为今年市场可能会出现大的波动,但不至于崩盘,不过在2-3年内,市场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较高。最近中美贸易战引发的股市大幅下降,表明市场信心的脆弱性。

朱民认为,美国的股票市场,特别是市盈率在历史新高,美国在整个周期的第九分段(朱民将美国股市周期分成十个分段,越高则表明整体估值越高,风险越大,第九分段几乎已经是顶峰了),然后大概率会往下走。特朗普的政策在延续第九分段,通过政商主义政策、财政和税收改革,短期市场形势很好,但是已经走在第九分段,风险在上升。如果政府政策的透明度不够,或和市场的预期不符,或是有大的政治不确定性,都会导致大的市场波动。

在4月11日的主题午餐会中,朱民还提出大家都需要准备好足够的空间来面对可能的波动,“在世界经济中,各国的溢出效应很明显,而现在不光是资金的流动,信息的流动会更快速的引起波动。所有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市场会在瞬间改变。朱民曾做过研究,纳斯达克指数的波动,与A股之后60天的波动相关性高达60%。而2008年时,危机更多是资本流动导致的波动,现在则会是信息流动,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据他分析,今天和2008年相比,有两个根本的不同特征:第一,2008年全球总债务是72万亿美元,今天是131万亿美元,历史上从来没有经过大的危机之后债务却持续性大规模上升,这说明全球在加杠杆,风险在加大。第二,2008年的时候市场流动性风险很高,但当时宏观政策的调节空间很多,因为政府债务相对较低,当时发达国家平均70%,利率水平5-6%,可以通过下降利率来调节。但今天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从70%增长到110%,几乎没有调节空间;利率今天在零的水平,无法再继续降。如果再有危机发生,政府不大可能像2008年那样大规模入市干预。如果未来有大的波动会很危险,而大的波动只会从美国的金融市场来。

如今美国的股票市场在历史新高,特别是市盈率在历史新高,美国的债市也在历史最高,利率水平只会上升,不会下降。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稳健且透明的操作,市场预期和美国政府的宏观政策匹配,可以较好的缓和度过这个周期。反之风险很大。

对于全球贸易政策,朱民说:“全球自由贸易是好事,但是以多快的速度来实现自由贸易,各国应该怎么找到平衡来接纳全球化,这是现在问题的重点。”自由贸易的一个特点是,各国具备比较优势,每个国家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一国的金融强,另一国做低成本的制造业强,大家合作交易能够把蛋糕做的更大。但是那些金融做的好的国家,它们的就业机会都是高收入的岗位,工资奖金都很高,这使得其他的就业机会工资不高,贫富差距很大。只有制造业的国家都是低收入的工作岗位,这样又造成了贫富不均。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全球化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但以多快的速度来实现,各国应该怎么找到平衡是重点,现在一些措辞上的交锋,实际上并没有问题的实质那么重要。

王波明提醒,为什么需要现在讨论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且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都在不断上升,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美国曾经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椭圆形的结构。过了几十年以后,今天变成了宝塔型,5%的人拥有50%以上的财富。蓝领不满意,几十年家庭收入都没有增长,所以他们愤怒,再加上低端制造业的工作流到东南亚和中国,特朗普总统想利用这个问题。

对此朱民认为,这其实是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当全球市场开放、自由贸易,新兴经济体通过技术学习和产业上升的时候,就要求所有的发达国家往产业链的更上面走。全球化对美国确实造成了冲击,特别是贸易赤字,这是美国经济的结构决定的。

开始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第一次出现了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增速对全球GDP贡献都超过了美国。这个事件导致格局变了,还能不能维持原来的模式成为问题,所以要求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中产阶级在缩小?第一个原因是工资总量占GDP的份额在下降,在美国下降很厉害,过去20年下降了6%。为什么工资总量会下降,就是因为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以及工作向服务业延伸,工资总量没有跟上经济的发展。另外,美国的金融市场走的太快,远超国内经济的增长,有钱人通过金融市场得到很多收入,所以绝对而言,中产阶级的工资总量在下降。

按国际分工,美国的产业结构需要向更高的方向发展,但在过去的15年里,美国经济结构出现了轻化,向一般服务业转移。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至今10年间美国新增就业的89%在服务业,特别是在餐饮、医院、教育等领域,还不是特别高端的服务业。因为这个原因,服务业的劳动生产力低,这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均很重要的原因,一般服务业上升,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化又不够。

朱民举了一个美国和中国的例子,以前美国对中国高端技术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占中国市场份额的16.8%,但2016年这个份额跌了一半,只占8.2%,另一半的市场份额给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可见在国际上,美国高端产品的竞争能力在下降。虽然美国有无数新的科技发明,但是无法产业化,这反映了市场的功能失效,也反映了政府宏观政策的失效。从而导致高端产业上不去,走向低端的服务业。

美国现在最大的经济结构问题是劳动生产力急剧下降。90年代美国劳动生产力年平均增长1%,2008年到现在美国每年增长0.5%,劳动生产力不够,利润厚度不够,蛋糕不够大,就没有东西分配,所以会有收入不均的问题。这种经济结构的问题不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王波明说,30年前出现一个理论叫国际贸易,或者说全球化、国际分工,大概意思是发展中国家生产低端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产业链再往上走,生产更高级的东西卖回到发展中国家。由于这种分工,大家更加富有,对大家都有好处。30年以后的今天,忽然发现故事的第一部分对了,也就是发展中国家通过生产所谓低端产品,包括“四小龙”,特别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实力,所有人都赚到了。但之后,由于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把制造业转移出去,结果它们很多的就业,特别是低端人口的就业出现了问题,直接造成了民粹主义,特朗普总统不断谈论这件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认同,全球化的过程对发达国家而言,它必须往前跑,必须发明新的技术,产业必须升级,工人必须获得更高的技能。这需要社会政策和教育体制要跟上。里根政府之后,美国的趋势是小政府,目前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几乎是最小的政府,过去30多年以来不断在变小。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是历史中的一个波澜,因为他逆潮流而动。美国应该增加社会政策方面的投资或支出,帮助再培训,当然福利政策应该下降。

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Myron BRILLIANT表示,从美国商会的角度来看,贸易是这个故事的一大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中国已经开发了一个出口市场,而且大幅扶贫,习主席也说,扶贫是中国的三大要务之一。“美国反对全球化”的说法是不对的,其实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市场之一,美国不断在提高财税环境以及监管环境。因为税改,持续的进行经济市场的松绑,美国的失业率也是近年来最低的水平。

他分析认为,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会有3-4个政策重中之重的目标,首先是调整贸易政策,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在重谈,几周以后会揭晓特朗普政府是否可以和加拿大、墨西哥达成协议,还是2019年再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美国要和中国达成一个宏大的协议,通过讨价还价,如果中美之间不能达成一致,不仅影响两国,对全球也会产生影响。

第三,美国要调整移民政策,这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今天还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但将来全球的竞争是人才竞争。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希望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美国来学习、就业,把小企业做成大企业,美国也要确保来到美国的外国人,加入美国的劳动力队伍之后,给予公民权和平等对待。

最后,是基础设施。美国的实体基础设施,不管是港口还是道路,都需要大幅度改善。看看见中国的例子,美国大城市之间没有高铁,美国的交通运输枢纽都是点对点的。如果投资基础设施,就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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